那是防谁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条人口拥挤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可在大炼钢铁那一年，将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之间的隔墙拆去，抽出里边的钢筋炼钢去了，自此，两条弄堂便打通了。他们弄堂的孩子，总是到我们的宽阔的前弄里来踢球。球呢，又总是要越过院墙，落进院子。然后他们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矫健地翻过墙头去拾球。为此，经常会发生争端。而有了这一周碎玻璃，他们便不能自由进出院子。这是一个无声而有效的拒绝，对这些野蛮小鬼的尊严是一个挫伤。野蛮小鬼，是我们弄堂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星期天里，这家的儿子，就是阿大阿二的父亲，便爬上墙头，栽花似地补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态度很专注，也很悠闲，还带着些玩赏的意思，将这碎玻璃片栽得错落有致，在太阳下光芒四射。这时候，谁对后来的灾难都是没有预感的。
也像是方才说的，这城市的革命是从剪裤腿、脱皮鞋开始的，我们弄堂里首当其冲第一人，便是那家读土木专业的大儿子。这一日下午，他赤着脚，拎着皮鞋走过弄堂，走进家门。他赤脚走回来的样子倒也还可以，并不十分的狼狈，走进门后，还回头对尾随身后起哄的野蛮小鬼呵斥了几句。那帮小鬼见他气焰不减，就吃不准是怎么回事，竟有些吃瘪地退了回去。可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头，大事情接踵而来。
我永远难忘在那绸布行业主家中，进驻了整整一星期红卫兵，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一个小学，她比我低一级，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了，只得拉开门栓走到弄堂里。她纵身跳下墙头，冲到跟前，点着我的鼻子骂道：是你说我偷东西吗？她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很无力地辩解说：不是我说的。她吼了一声：你还赖！就在此时，我看见她身后有一个人影，畏缩地一闪，心便使劲往下一沉。这是我们弄内的另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搬舌头，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可当她来到面前，甜言蜜语地一说，你又相信了她，告诉了她极其机密的事情。我确实很不谨慎地和她说过这话，至于是从哪里听来，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穴来风的只言片语。我回答不出她的责问，退又无处退，逼得无奈，便很卑屈地瞎指了一个。这是一个最无权辩解的人，那就是这家的阿二，与这女生同班的同学。我说：是她告诉我的。她听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他家院子，挤在抄家的人堆里，大声叫着阿二的学名，要她出来对质。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的诬陷，在这样的情势下，可谓火上浇油，不知道会给他家带来什么祸事。他们一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她没把阿二叫出来，随她而来的是阿二的母亲，也就是阿大的。她脸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的。也不知怎么的，这女生此时也平静了一些，对着我说：她说她并没有对你讲过。我嗫嚅着，不知道这事该如何收场。阿大的母亲向我微笑着，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她说阿二的脑子稀里胡涂，说过了也会忘记的，又说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敛了声，放了我过门。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亲，感激她的宽容，也感激她替我打了圆场。
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她会做人，会做人有什么不好？会做人终究是她照顾别人，别人受益于她，和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时候，寂寞的我，总是不识相地在任何不适宜的时间里，出现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她从来都对我亲切、和气，有说有笑。我们正处在发育的年龄，胃口特别旺盛，却苦于时世不好，经济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还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钱，我们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汤。那汤是真正的清汤，什么也没有，可是强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却使它显得味很厚的样子，能解一些馋。喝得胃胀，然后很激奋地走在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开朗极了，处在这样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么忧虑。这大约也得益于她母亲的遗传，处惊不变。这一种气质是非常优良的，它可使人在压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时，他家基本已是靠变卖东西度日。我们逛街的又一个内容就是去旧货店看她家的东西有没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赶紧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在这样发发可危的境况下，阿大母亲还是生活得从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到家里，慢慢享用。有几次，她在马路上撞见我和阿大结伴喝牛肉清汤，吃熟菱角什么的，事后就笑话我们没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惬意。使得我们很感惭愧。
有一天，阿大兴奋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开一张五角的纸币。这可是一笔大财富，够我们享用一大阵子的了。是阿大母亲给阿大一个人的，还要她保守秘密，别让阿二等妹妹们知道。从这捉襟见肘的财政中划出这样一笔钱，可是不容易的，这够阿大母亲喝大半个月的淡豆浆了。其实这是在帮阿大还情，也是给女儿面子的意思。这一天，我们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两面黄炒面，再加上牛肉清汤，真是无法形容的满足。
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