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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威塞尔一定尽力压抑着他的怒火。“你被解雇了，”他用生硬的声音对我说，“你可以在五点钟去领最后一次工资。”
“好吧。去你的，威塞尔。你开除的这个人将来会与托马斯·沃尔夫一样出名呢。”这些话我并没有说出来，但它们一定在我舌头上蠢蠢欲动，以至到今天，我仍觉得当时好像是说出来了。其实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可怜的小男人的一双小脚慢慢地移出视线。一种奇怪的感觉骤然流遍我的全身。我好像脱下了一层闷热的令人窒息的衣服，生理上的舒适感令我如释重负，浑身轻松，或者更确切点说，我好像从烟雾弥漫中挣扎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九死一生。”范内尔后来说，用了一个准确的比喻，“那里的人早晚都会溺水而死，而且连尸体都无从寻觅。”
五点早过了。那天，我很晚才离开，要收拾个人财物（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与一两个友好相处的编辑道别，领最后一次工资——三十六点五美元，最后，带着一股突然涌上心头的莫名其妙的伤感去向范内尔告别。
这个孤独、沮丧的酒鬼走进我的办公室时，脚步有些摇晃。我正往公文包里塞我写的那些还算有点意思的简介、书评，其中有我最喜欢的为冈德写的那篇简介，以及为《孔提基》冥思苦想写出来的那篇短评。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将来某个时候，它们会被辑成一组精彩的书评文集。
“他们连尸体都无从寻觅，”范内尔又说了一遍，“来，喝一点。”然后递给我一瓶还剩下一半的老奥维荷特牌黑麦威士忌。他的呼吸里有一股很浓郁的酒香，准确点说，他满身是一股裸黑麦粗面包的味儿。我谢绝了，不是想要戒酒，而是因为我那时只喝得起廉价的美国啤酒。
“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不该呆在这里。”他说，扬脖喝下一大口威士忌，“这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五年后，你就会变成公司的奴仆。十年后，你会成为一个老顽固。这就是麦克格雷要塑造的你的形象。”
“是的。很高兴我要离开了。”我说，“虽然我的钱会闹饥荒。但尽管如此，用你的话来说，这里也不是一个发财之地。”
范内尔轻轻地打了一个嗝。他的脸是典型的爱尔兰式，上唇长，显得有些滑稽。他看上去十分伤感，一种无奈的，精疲力竭的，听天由命的伤感。想起他孤独的浅酌低饮，在叶芝、霍普金斯陪伴下度过的寂寞时光，每日往来于奥钟公园和麦克格雷的地铁之行，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你该去写点什么，”他说，“你应该成为一名作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美好目标。我希望并祝愿你能成功，到时送我一本你出的第一本书。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开始写作？”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我不能再住在那垃圾堆里，再也不能了。我必须摆脱那儿。”
“啊，我多想写点什么，”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的意思是，诗歌，随笔，一本不错的小说。不是伟大的小说。你别听错了。我知道我没那种天赋，也没那种野心。我只是想写一本不错的小说，一本真正优雅的，像《圣路易斯大桥》或《大主教之死》那样的小说，不矫揉造作而且近乎完美。”他停了一下，又说：“噢，但是，我走到歧路上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编辑工作，尤其是那些技术性的活毁了我。我得跟着别人的思路转，这对创作来说有害无益。”他又停下来，审视了一下酒瓶中琥珀色的酒。“也许应该说是这玩意害了我。”他伤感地说道，“这酒，这盛满梦想的酒。不管怎么说，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至于随笔，我这辈子也只写过一篇。知道写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是写给《周末晚报》的散文，我和妻子在魁北克度假时收集的一些轶闻趣事，不值一提，但我得到了两百美元的稿费。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全美国最快乐的作家。噢，不过……”一阵突如其来的伤感向他袭来，他的声音慢慢变弱，“我误入歧途了。”他咕哝着。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显得有些悲痛。我只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联系。”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望这样，”范内尔说，“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他盯着手里的酒瓶，陷入沉思。我突然有些不安。“我真的希望我们能互相了解得更多一些。”终于，他又开始慢慢说起来，“我曾想请你到我在皇后大街的家中吃顿便饭，但却一拖再拖。知道吗，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有儿子。”我有些吃惊地说。我曾听范内尔偶然提及他“没有天伦之乐”，于是就以为他没有孩子。但我的好奇心到此为止，没想到要去求证。在麦克格雷缺少人情味的冷漠气氛中，如果你对别人的私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心，也会被看作厚颜无耻。“我还以为你……”我接着说。
“噢，我确实有过一个儿子！”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里面饱含愤怒和哀痛，把我吓了一跳。威士忌开始对他产生作用。他变得像凯尔特人一样狂怒。每天下午五点钟后，他独自一人自斟自酌，总会变得这样。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曼哈顿黄昏时海市蜃楼般的美景。“噢，我曾有个儿子！”他开始说道，“爱德华·克里斯蒂安·范内尔。他那时就像你这个年纪，刚刚二十二岁，也想当一名作家。他……他是为写作而生的。是的，他才华出众，能把魔鬼迷住。他写的那些信，那些长长的令人愉快的美妙绝伦的信，是最可爱、最优美的作品。噢，他简直就是语言王国的王子，我的儿子！”
眼泪从他眼中流出。对我来说，这时候真是不知所措。一个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窘迫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好，幸好（感谢上帝）不会太多。一个几乎陌生的人用悲痛的声音谈论他亲爱的人，而且用的是过去时，把他的听众搞懵了。毫无疑问，他说的这人已经去世。不过，等等！或许他只是离开了呢？患了失忆症？或是犯了重罪？要不然正被关在疯人院中奄奄一息，于是用过去时委婉地表述痛苦？范内尔停了下来。他儿子的命运仍然让我捉摸不透，只好尴尬地转过身，继续收拾要带走的东西。
“如果他不是我惟一的儿子，我可能不会那么难过。但玛丽和我生了埃迪以后，就没有再生小孩。”他突然停了下来，“哦，你不一定想听……”
我转过身去。“不，请继续，”我说，“请讲下去。”他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说下去。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而且，他确实把我看作他的儿子。我应该让他把痛苦倾述出来，卸下内心的重负。我说：“请接着往下讲。”
范内尔又喝了一口酒。他已经醉了，说话含混不清，长期呆在室内的长着雀斑的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憔悴。“噢，是的，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埃迪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让我高兴的是他喜欢读书，有语言天赋。在十九岁时……十九岁，想想吧！他就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一个短篇，维特·伯纳特把它编进了《故事》杂志。他是这本杂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作者。这全靠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范内尔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比划着，“他看得到。明白吗，他看见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它们，并把它们变得充满活力。马克·范·多伦给我写过一张便条，非常动人的一张便条。他说，他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富有写作天赋的。想想吧，是马克·范·多伦！那简直就是一篇褒奖。你说，难道不是吗？”他盯着我，好像要得到证明似的。
“的确是很高的褒奖。”我同意地说。
“后来……后来，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说他宁愿主动参军也不愿应征入伍。他这人太敏感，对战争没有丝毫幻想。他只是从心底里热爱海军陆战队的生活。战争！”他说这个词时，声音突然发生了骤变，带有平常少见的鄙夷的意味。他停了几钞钟，闭上眼睛，痛苦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着我，说，“战争把他带到了太平洋。他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你该读读他的那些信，是那样的乐观、精彩，言辞优美，没有一点悲观和自怜。他一直都坚信自己会回家，会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然后成为一名作家。两年前，他在冲绳被子弹击中，打在头部。那是在七月，他们正打扫战场。我想他一定是那场战争中最后一名死去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刚被提升为下士，获得了一枚铜星军功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上帝啊，为什么？”
范内尔哭起来，泪水从眼角流下。我转过头不去看他。当时我十分尴尬，感到轻微的发热和恶心，以致许多年后，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