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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司令官大概需要校正什么问题。他一边往楼下走，一边嘟嘟囔囔地自语着，大马靴的硬底很响地敲着楼梯。他下楼去和他的助手——一位刚从乌尔姆来的一脸正经的年轻上尉交换意见。他们的声音不断从楼下传上来，单调，平谈，不很清晰。接着，有那么一瞬间，在他们的话语后面，苏菲听见了什么声音——本身毫无意义而且很简短——后来，这成为她在此时此地所获得的无数零碎记忆中最难以忘怀的印象之一。她立即明白过来，它是从那台笨重的电唱机里发出的音乐声。那机器放在四楼下面那间凌乱不堪、墙上挂着装饰地毯的玫瑰红会客室里，在她到来后的一个半星期里的每个白天都响个不停——至少在她的听觉范围内。无论她曲蜷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的草垫小床上，还是在这儿——这间屋顶阁楼里，那音乐通过间或开关的房门不断传进她的耳朵。
苏菲几乎没留意这音乐——大部分时候没有，因为它不是别的，只是闹哄哄的花哨而伤感的德国作品：泰罗林谑趣曲，真假声反复咏叹调，手风琴钟琴合奏曲，无不充满蜜糖般的特鲁尔情调，以及从柏林咖啡馆和音乐厅涌出的令人泪流满面的伤感旋律，尤其是像发自心底哭号的那首“不为爱哭泣”（由希特勒最喜爱的“歌鸟”查拉·林达用柔和的颤声演唱），被庄园的女主人——霍斯那打扮得俗不可耐、珠光宝气的妻子黑德维希——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苏菲一直对那台留声机羡慕不已，以至后来发展为一种心病，每当经过那里到屋顶小室时，总忍不住偷偷看上几眼。那是一间她曾在波兰版的《老古玩店》中见过的那种会客室，充斥着各个时代各种风格的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波兰的古玩，看起来像某位发狂的收藏爱好者的杰作。光洁透亮的镜木地板上到处堆满长沙发，椅子，桌子，写字台，双人座椅，躺椅和垫脚凳。要摆放好这些家具，起码需要十几个房间。但就在这一堆大杂烩中，那台樱桃木造的仿古式样的留声机却凸显在外。苏菲从没见过用电力扩音的留声机——她只看见小型的手动装置的机器。她感到绝望，因为这样一台神奇的机器只应该被用来播放德沃夏克。她在近处看见了上面的斯特朗伯格·卡尔森商标。她以为是瑞士货，直到布罗尼克——一个看似头脑简单实际却很精明的波兰囚犯，司令官家的勤杂工，所有小道消息的提供者——告诉她说，这是一台美国货，是从某位富豪的公司或某个外国使馆掠夺而来，然后成为从欧洲各地疯狂掠夺而来的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之一。唱机四周有一大堆唱片，全装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唱机面上还放着一个粉红色赛璐珞的胖乎乎的洋娃娃，脸颊绯红，吹着一支镀金的萨克斯管。苏菲曾想，欧特彼，美妙的音乐缪司……
苍穹诉说着上帝的荣光，
他的福音，
笼罩在整个天空！
埃利森合唱团的声音压过了霍斯和助手在下面的谈话声，像什么东西似的直刺她的心扉。她一下子从打字机前的椅子上弹了起来，仿佛要向谁表达她的忠心似的。她浑身微微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哪个傻瓜或怪物把那张唱片放在了唱机上？是霍斯太太突然发疯了？苏菲不知道。不过这没关系。（后来她才想到一定是霍斯的二女儿爱米，一个十一岁的金发碧眼圆脸的女孩，喜欢在饭余小睡后无聊地瞎搞。）那令人欣喜若狂的和音像一双天神之手从她的皮肤上摩挲而过，犹如冰凌般冰凉清爽，使她全身一阵阵颤栗；有很久一阵儿，她像梦游者似的在浓雾与黑夜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好像已蒸发在灿烂的阳光里。她走到窗前，透过窗玻璃上淡淡的映像凝视着自己露在方格头巾下的苍白的脸。她直直地盯着那张精致的面容，泪水涌上眼睛。她哭了。这时她又瞟见那匹神奇的马，还有草地，远处的羊群，一切幽静得好像是地球尽头。天边，秋季的灰色灌木丛正渐渐变黄，一片业已凋谢仍很壮观的树叶犹如绒毛一样卷成一团往上飘升，奇妙无比，美丽异常。“我的上帝……”她用德语说，沉醉在那首赞歌里。她闭上眼睛，听着那天使般的三重对着这旋转的地球唱着神秘的赞美词：
他日
倾听今日的诉说。
在明晚之后，
她消失在今夜。
“这时音乐停了，”苏菲对我说，“不，不是那时而是后来停的，在最后一段的中间部分停了下来——你知道它正在唱什么吗？我想，用英语表达是这样的：”整个大地回响着一个字……‘它却突然停了，一下子让我产生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空虚极了。我没有完成我的主祷文，后面的便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失去我的信仰。我想我并不太明白上帝是何时离我而去的，或者说是我离他而去，不管怎样，我感到空虚。这就像在梦中发现了宝贝，它是那样真实——某物或某人，我是说十分珍贵——但醒来却发现那宝贝不见了！永远消失了！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样的感觉，梦醒来感到一种失落！当这音乐停下来时，我就是那种感觉。我突然明白了——我有一种预兆——我再也不能听见它了。门仍然开着，我可以听见霍斯和斯契夫勒在楼下的说话声，这时在下面的爱米——我敢肯定是爱米——又放上了一张唱片，你猜是什么？《啤酒桶波尔卡》。我一下子感到气愤难忍。那个肥胖的小母狗，长着像石印油画般白色圆脸的爱米，我真想杀了她。她正在放《啤酒桶波尔卡》，声音大得足以让花园、营地、镇上以至整个华沙都能听见。那愚蠢的歌曲是用英语唱的。
“但我明白必须控制自己，忘掉音乐，想点别的。还有，我知道我必须用尽所有的知识与你们所谓的智慧，从霍斯那儿得到我想要的。我知道他恨波兰人，但这没关系。我已经把这面具打破了——无法弥补，哗啦——现在我必须往前走，时间已经不容我再等待下去。布罗尼克，就是那个勤杂工，曾在地下室悄悄告诉我们，他听到一个传闻，说霍斯马上就要调往柏林。我必须尽快行动——是的，我应该说，勾引霍斯。尽管一想到这点就让我恶心，希望我能用我的心而不是用肉体去勾引他，希望我能用别的东西使他相信我，而不是用我的身体。好了，斯汀戈，我要证明卓娅·玛利亚·别冈斯卡·泽维斯托乌斯卡，一个动物，奴隶，波兰渣滓，或诸如此类的一切吧，仍像霍斯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在这里受到虐待和不公平的关押。这就行了！
“终于，霍斯又回到了楼上。我能听见那双皮靴踩着楼梯的声音和《啤酒桶波尔卡》。我下了决心，站到窗户边，尽可能做出一副性感的样子。请原谅，斯汀戈，但你该明白我的意思——看上去我很想和谁上床，看上去好像我想被要求和谁上床。但是，唉，我的眼睛！上帝啊，我的两眼全红了，我知道是因为刚才的哭泣，而且我仍在哭。我担心这会毁了我的计划。但我终于能够忍住哭泣，用手背拭去眼泪。我又一次想起刚才听海顿时看到的树林美景。但是风向突然一变，知道吗，我看到从比克瑙飘来的烟尘铺天盖地地扑向田野和树林。这时，霍斯走了进来。”
幸运的苏菲，了不起的计划！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想出来的。不过，就集中营的生活而言，在她到达后的六个月里，她不仅身体状况良好，而且免受饥饿之苦。但这并不意味着供应充足。每当回忆起那段日子（她几乎不谈任何细节，所以我从她那儿从未得到过像纪录片似的有关那段地狱生活的直接感受；然而，她显然看到了地狱，并感受了它，呼吸了它），她总是暗示她吃得还算不错，但那仅仅是与那些每日忍饥挨饿的普通犹太囚犯相比而言。她有少量的配给。在霍斯的地下室度过的十多天里，她吃的是霍斯家饭桌上的残汤剩羹，有吃剩下的鸡，但大多时候是蔬菜和一些肉骨头——这些东西使她得以保持不错的健康状况。她总是能侥幸地挣扎在生存线上，但这仅仅是因为她很幸运。在所有的奴隶社会，很快会形成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弱肉强食的秩序，特权的模式；由于好运气，苏菲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小群特权阶层中。
这个阶层由从奥斯威辛成千上万的犯人中选出的几百人组成，他们通过钻营或仅仅凭运气，使党卫军认为他们是必不可少或相对重要的人物（对关押在奥斯威辛的犯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严格意义不过是“尚可利用”）。这意味着暂时的或甚至是长期的生存，不会像集中营的大批犯人那样，因为多余和可以替代，面前只有惟一的出路：做苦力直到精疲力竭，衰竭而死。这群人（其中包括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相当有才华的裁缝，他们负责把从走向毁灭的犹太人身上扒下来的好布料做成精美服装；还有熟练的工匠和能干的园丁，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技师和工程师，以及极少数像苏菲这样有非凡语言天赋和秘书才能的人）全都躲过了大灭绝，只因他们具有某种实用才能。除此之外，他们毫无价值，和集中营里的任何东西完全一样。因此，直到命运猛地把他们吹散——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威胁，这些人至少不会马上遭受被灭绝的痛苦，这是其他人的命运。
如果查实一下奥斯威辛总的情况，尤其是苏菲1943年四月上旬到达那里后的情形，也许有助于弄清苏菲和霍斯之间发生的事。我强调这个时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