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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苏菲喝酒的样子比她的酒量更令我吃惊，因为这些只兑了一点点水的八十六度的烈酒似乎并没有扰乱她的口齿和思维。至少在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新嗜好时是这样的。她泰然自若，头发纹丝不乱，恰似霍布斯笔下正在豪饮的酒吧女子。我甚至怀疑她有斯拉夫人或塞尔特人的某种基因。除了轻微的脸红，西格兰姆威士忌似乎只在两方面对她的表达或行为有些影响。它把她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她以前在谈到内森、波兰或过去时有所顾忌的事一古脑儿全倒了出来。而且，威士忌还将她的语调从洪水般的倾泄变成了抑扬顿挫、疾缓适当、十分动听的声音。那烈酒像润滑剂一样，把她的话语里很多刺耳的波兰辅音神奇地变得圆滑了许多。另外，她变得十分迷人。迷人，就是那种令人发狂的吸引力：它改变了她一向关于性的十分拘谨的态度，变得十分放任。她对她过去与和内森的爱情生活的讲述，将我引入一种不舒服和快感相混杂的复杂情感之中。她嘴里吐出的那些话十分迷人，大方，坦率，毫不忸怩，像一个刚学会外语的孩子一样。“他说我非常棒。”她十分怀念地说道，“我们常常在镜子前面Zuo爱。”上帝，当她述说这些令人遐想的事情时，如果能知道飞舞在我脑海里中的是怎样一幅图景就好了。
但她的情绪大多时候十分消沉和悲哀。当她说起内森时，十分固执地使用了回忆的语气，用的全是过去时，仿佛在谈论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当谈到他们在康涅狄格乡野的那个“自杀契约”时，我感到既难过又震惊。但当她把另一条可怕的消息告诉我时，更令我瞠目结舌。
“你知道吗，斯汀戈，”她有些犹豫地说，“你知道内森一直在服用毒品。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出来。不管怎样，我有时对你并不是很诚实。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不能告诉你。”
毒品。我想，仁慈的上帝啊，我真不敢相信。今天的读者可能大都能猜到内森会这么干，但我肯定想不到。在1947年，我对毒品一无所知，就像我对性一无所知一样。（噢，那羔羊般纯洁的四五十年代的人们啊！）现代的毒品文化在当时还没有一点端倪，甚至看不见一线曙光。我对吸食毒品的概念（如果我真想到此事的话）与瘾君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鼓着眼睛穿着拘紧衣被关在死气沉沉的疯人院里的疯子，像鼹鼠一样唾液涕泗的儿童骚扰狂，鬼鬼祟祟徘徊于芝加哥小巷里的行尸走肉，烟雾弥漫的鸦片烟馆里不省人事的中国人，等等。吸毒，这种无法挽救的堕落和邪恶，其恶名不亚于男女私通。十三岁时，性茭在我的脑子里，还是醉熏熏的胡子拉渣的大块头刑满释放犯与把头发染成金黄｜色的下贱女子在阴暗角落里一起搞的野蛮行径。我对毒品知之甚少。除了鸦片，我甚至不知道任何一种毒品的名称。苏菲对我提起的内森吸毒的事一下子让我想到犯罪。我无法相信，但她向我保证是真的。我的惊讶继而转为好奇。我问她他服用什么毒品，这时我才第一次听到了氨基丙苯这个词。“他把它叫做氨基丙苯，”她说，“也叫可卡因，药劲可持续很久，足以让他发疯。在普费泽他工作的实验室里很容易找到。当然，不用说，这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我惊奇地想，原来这就是狂怒和偏执背后隐藏的原因，我是多么无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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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现在明白了，大多数时候他都能控制住自己。内森总是精神饱满，兴奋，还有些烦躁不安；在他们共同度过的头五个月里（他们一直在一起），她很少看见他“吃药”，因此也从未将毒品与他的疯狂举动联系起来，以为那不过是很平常的事。她继续说，那几个月里，他的行为（无论是否由药物导致），他在她生活中的出现，他的整个人，都带给她极大的欢乐。她发现自己第一次到布鲁克林的耶塔公寓时，是那么茫然若失，孤独无助；她试图使自己稳定下来，将过去的一切统统忘掉。她以为她已完全可以把握自己（无论如何，布莱克斯托克医生不是说，她是他所见过的最棒的秘书兼接待员吗？）但实际上，她仍然处于无法控制感情的危险边缘，像一个木偶随时可能坠入汹涌的漩涡。“那天用手指侵犯我的人让我看清了这一点。”她说。尽管她暂时从那次伤害中恢复了过来，但她知道自己正在下滑——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后迅速消沉。如果不是内森骑士般地撞入她的生活，挽救了她，她根本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在那关键的一天，和她一样，他也很偶然地到了图书馆，去寻找安布罗斯·比尔斯已经绝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
生命，他给了她真正的生命。他（在他哥哥劳瑞的帮助下）使她恢复了健康，使她的贫血症在哥伦比亚医学院得以治愈。在那里，医术高超的哈费尔德医生发现她还须治疗其他一些营养缺乏症，比如坏血病的后遗症。他发现了这一病症，于是开出大量的药。布满她全身的皮下出血现象很快消失了。但变化最明显的是她的头发。她一直以那头金发引以为荣，但它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变得稀稀拉拉、干枯难看。这一切在哈费尔德医生的精心护理下都得到了改变。没过多久，大约六个星期后，内森便像一只饥饿的馋猫一样，对着那头浓密华丽的金色头发发出满足的呜呜声。他坚持说她完全应该去做洗发精广告的模特儿。
确实，在内森的看护下，美国杰出的医疗机构将把健康还给了苏菲，让一个受尽折磨的人重新恢复了活力，其中包括那口漂亮的牙齿——她的切割器，内森这样称呼它们。它取代了她在瑞典时红十字会为她安的假牙，这件要求极高的作品归功于劳瑞的另一个朋友兼同事——纽约最好的口腔修复医师之一。那口牙齿令人难以置信地闪着珍珠一般的雪白光泽，完全可以与雕刻家柴利尼的杰作相媲美。每次她张开嘴时，都会令我想起吉恩·哈洛的嘴部特写；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当苏菲大笑时，那些牙齿像闪光灯一样照亮了整间屋子。
重新回到生活的苏菲与内森共同度过了整个夏天和初秋的美好时光。他慷慨大度，虽然她生性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但她还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他的慷慨——以及这慷慨本身带给他们的快乐。他给了她并与她共同分享了她想得到的几乎所有东西：美妙的唱片，音乐会的门票，波兰的法国的以及美国的书籍，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各种餐馆的佳肴。内森不仅有一个鉴赏美酒的鼻子，还有着一张天生的美食家的嘴（他说这是因为小的时候吃了太多半生不熟的冻鱼团之故。）他兴高采烈地带着她流连于纽约无穷的奇妙的盛宴。
钱本身从来不成问题，他在普费泽的工作报酬相当优厚。他给她买漂亮衣服（包括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时穿的那身时髦的旧式服装），戒指，耳环，手镯，脚链，各种珠宝。还有电影。整个战争期间她没能看到电影，就像她不能听到音乐一样，这使得她对它们的渴望异常强烈。战前在克拉科夫时，她曾有一段时间沉迷于美国电影——三十年代平淡无奇、天真烂漫的爱情故事，由诸如艾洛尔·弗琳，摩尔·奥布罗恩，迦勃以及龙巴德之类的明星出演。她还十分喜爱迪斯尼，尤其是米老鼠和白雪公主。还有——噢，上帝！——弗雷德·阿斯戴尔和金格尔·罗杰斯主演的《顶帽》！于是在纽约这个电影的天堂里，她和内森有时整个周末都不出电影院——从星期五晚上开始，一口气看上五部六部甚至七部电影，直到星期天的最后一场，眼睛熬得通红。她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内森的慷慨解囊，甚至包括（她咯咯地笑着说）她的避孕环。劳瑞的另一位熟人为她安了一个避孕环，这可能是内森为她制定的康复计划中最后一项，也是最能体现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的象征性标志；她以前从未用过这个，现在她带着一种解放的满足接受了它，感觉自己终于告别教会而获得了新生。但她不止在一个方面获得解放。“斯汀戈，”她说，“我从没想到过两个人能性茭这么多次，或者说做这么多的爱。”
苏菲告诉我，这玫瑰苑中惟一的荆棘就是她的工作。也就是说，她还在继续为布莱克斯托克医生工作，而他不过是一个按摩师。内森的哥哥是一流的医生，而他又自认为对科学十分虔诚（在他心里，医学伦理准则如同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神圣）。对他来说，为一位江湖郎中工作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他直言不讳向她指出，以他的观点来看这几乎就是卖淫。他恳求她别再干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拿这个开玩笑，编造有关按魔师和他们那拙劣假冒的所谓医术的各种各样的笑话，每次都让她捧腹大笑；他这种玩笑式的态度使她认为不必太在意他的反对意见。所以当他的抱怨越来越厉害，责备越来越认真和尖刻时，她更是坚定不移地拒绝任何辞职的念头，哪怕这件事情让内森极不舒服。这是他们的关系中少有的违背对方意愿的一件事，她觉得她不能无条件地服从。毕竟，她还没有嫁给内森。她必须有一种独立感。在那个年月，她必须拥有一份工作，何况在那时找工作十分艰难，对一个没有“天赋”（她坚持向内森指出这一点）的年轻妇女来说尤其如此。还有，这份工作能使她产生一种安全感，她可以在那儿与她的老板用母语交谈；而且她也喜欢上布莱克斯托克医生了。他就像一个教父或挚爱的叔叔一样亲切地对待她，她对此没有丝毫疑虑。但她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