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尽管我们得知他到处向别人吹嘘，夸大他的工作，但那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即便他沾沾自喜地编造说新创出了某种神药也无妨。看起来他真正安定下来了，正在朝……唔，朝正常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是一个非正常者所能做到的正常。可现在，有了这位甜蜜，悲伤，美丽，让内森乱了方寸的波兰姑娘。可怜的孩子。他告诉我他们要结婚了——斯汀戈，你怎么看？”
“他不能结婚，是吧？他什么时候也像这样来着？”我说。
“几乎没有。”劳瑞停了一下，说，“但怎样才能阻止他呢？如果他又失去了控制，我们可以把他永远隔离起来。那样一切就都解决了。但现在却很难办到。你都看见了，事实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很正常。谁会说如此长久的正常不是经过大量医治后治愈的标志？这种的病例报告有很多。难道能仅凭最坏的假设而剥夺他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但假如他娶了那位可爱的姑娘，假如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再假如他真的又一次发疯了，那该多么不公平啊——对每个人来说！”沉默片刻之后，他直愣愣地看着我说，“我不知该怎么办？你有答案吗？”他叹了口气，说：“有时候我想，生活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我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突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像背负着整个宇宙似的心情沉重。我怎么能告诉劳瑞说，我刚刚见过你的弟弟，我亲爱的朋友，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的濒危边缘？我听说过疯狂，但一直认为它只是一种无法言喻无法控制的禁闭室里的胡乱呓语，绝不会与我有什么关系，而此时此刻它就蹲伏在我的面前。“你认为我能做什么？”我问，“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
“为什么我要你来这儿？”他轻声打断我，“其实我也不十分清楚。我想是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帮助他远离毒品，那东西目前对内森太危险。如果他不沾氨基丙苯的话，或许还有好转的希望。我帮不了他多少。我们在许多方面很接近——不管我喜欢与否，我都是内森的榜样，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可能会引起他反感的权威人物。还有，我现在不能经常见到他。但是你——你确实与他很亲密，而且他尊重你。我想，也许你能设法说服他——不，这个字眼太刺耳——影响他，否则他会吸毒过量，有致命的危险。另外，如果不是因为内森处在于危险的境地，我也不会要求你当一个探子——就是说，你盯住他，然后随时用电话把情况告诉我。我常常觉得与他失去了联系，无能为力，但如果有你帮忙就再好不过了。这个请求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不。”我说，“当然没有，我很乐意帮忙。帮助内森，还有苏菲。他们和我很亲近。”这时我觉得该回去了，起身与劳瑞握手告别。“我想事情会好起来了。”我小声地咕哝了一句，带着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绝望的乐观。
“希望如此吧。”劳瑞说。他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使我仍觉得他的乐观与我的一样凄苦、不安。
与劳瑞见面后不久，我便犯下了一次令自己内疚不已的严重错误。显然，劳瑞与我简短会面的意图是让我监视内森，在粉红宫与他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我的职责是充当看守兼忠实的随从，温柔地跟在内森的后面，并努力使他保持正常。坦率地讲，劳瑞认为在内森吸毒期间，我也许能使他镇静下来，稳住他，甚至对他施加某种良好的影响。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朋友应该做的吗？但我“被逮住了”（我已不再使用这个词，但当时它准确地描绘出我的疏忽大意——或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放任）。有时我想，如果在那关键的时刻我在场的话，能控制住内森，阻止他走向毁灭吗？得到的答案经常是令我绝望的“是的”或“也许”。难道我不应当把劳瑞告诉我的事告诉苏菲？但是，既然我无从预测会出什么事，那么我只能找一个连自己都不能说服的借口：内森已处于不可逆转的狂暴之中，命中注定地滑向毁灭的深渊——而在这个过程中，苏菲的目的地与他的目的地焊在一起无法分割。
此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便是我离开了一段日子——不到十天。除了与苏菲一起去琼斯海滩的那个星期六之外，这是我到纽约的几个月里第一次走出纽约之行——事实上仍在这座城市的边缘。我去洛克兰县一栋安谧宁静的乡村风味的村舍，从乔治·华盛顿大桥往北只有半小时车程。这次旅行是另一个意外的电话带来的。这个电话是我在海军陆战队时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他有一个很平凡的名字：杰克·布朗。这个电话着实让我感到意外。我问杰克·布朗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很简单：往弗吉尼亚打个电话，然后从我父亲那儿得到我的电话。我很高兴地听着他的声音：南方腔，那声音如同流过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的浑浊河水一样浑厚宽阔，在我耳里如同久违的竖琴一样亲切、动听。我问杰克过得怎样。“不错，伙计，很好。”他回答说，“在这儿和北佬一起生活。我想请你到我这儿来玩玩。”
我很喜欢杰克·布朗。年少时交的朋友往往令人欣喜，彼此之间的爱与忠诚是成年以后的友谊（无论多么真诚）不能带来的。杰克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他聪明，活跃，富于同情心，博览群书，有喜剧天赋和灵敏的嗅觉，能识破一切诡计。在都克大学那令人窒息的几个月里，他常用他的智慧逗得我捧腹大笑。他的这些智慧基于他对南方法庭修辞学的微妙运用（显然，这得益于他的父亲，一位杰出的法官）。在那个大学里，为了把我们从幼稚的炮灰转变成成熟的炮灰，海军陆战队试图把两年的学习课程在一年灌进我们的大脑，因此造就了一批半生不熟的大学毕业生。杰克比我稍大一点，大约九个月吧，所以按临时顺序排在了我的前面，参加了战斗，而我则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他到了太平洋，他所在的部队准备进攻硫黄岛，而我仍呆在北卡罗来纳的沼泽地里学习排列战术。他写给我的信简直出奇的长，里面充满幽默诙谐，恶作剧，怒气，却又热情洋溢。我把它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杰克风格。直到多年以后，我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又奇迹般地发现了它。他一直保持着高昂、向上的情绪，甚至当他身负重伤时（在硫黄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仍从医院病榻上给我写来充满欢乐和斯威夫特式刻薄的信。我敢肯定，一定是他的疯狂和不折不扣的斯多噶哲学才阻止了他陷入绝望。他安上假肢泰然自若，还说这玩意给了他一种富有魅力的肢体，就像赫伯特·马谢尔。
我说这么多只是想让大家了解杰克非同寻常的性格魅力，以及解释我为什么置苏菲和内森于不顾而去赴他的约会。在都克大学，杰克曾经想成为一名雕塑家，战后，经过美术学生联合会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搬到尼亚克后面一座宁静的小山上，准备在在一笔嫁妆（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的帮助下，用铜和铁板塑一座巨型雕塑。他的新娘是南卡罗来纳最大几家棉纺厂中一位老板的女儿。起初，我假惺惺地推辞了一番，说我的小说进展顺利不想中断。他马上打消了我的顾虑，说他的房子里有一间小偏房，我可以在那儿继续工作。“还有，朵拉利斯，”他说，谈到他的妻子，“她的妹妹也在这儿玩。她叫玛丽·爱莉斯，刚满二十一岁。相信我，小子，她美得像一幅画。真的。还有，她十分热情！”热情，我兴奋地想着这个词。不难想象，如果一年四季我的性能够不停地得到可怜的满足，我也就不受此诱惑了。
玛丽·爱莉斯！上帝，玛丽·爱莉斯。我几乎马上就要提到她了。由于她对我的心理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所以她在这个故事里显得很重要。这一经历虽然很短暂，却为我和苏菲的关系抹上了一层恶毒的阴影。
至于苏菲本人，还有内森，我必须简短地交待一下。在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枫苑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这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在旁观者看来也的确如此，但有两件事让我杉极不舒服，不安之感一直憋在心里。第一件，是苏菲喝酒。我注意到，自从内森回来之后，苏菲有好一段日子滴酒不沾，但时间很短，可能仅仅是因为内森的告诫；在那些日子里，我很少见谁沉溺于酒精，他们只是象征性地喝点查布利酒。但现在，在内森失踪的那几天，苏菲和我在一起时重又以酒度日，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雪利酒，常常是舌头都伸不直了，幸而头脑还没有麻木不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又开始喝烈性酒，她似乎变成了一个酒鬼。我什么也没说。原因很简单，内森才是这里的主人。但我一直感到焦虑不安，内心一阵阵刺痛。而让我更困惑的是，内森对此漠不关心，或者说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种危险的狂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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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常一样，那天晚上的主角是内森。他一直喋喋不休，为我要了一杯又一杯啤酒，直到我飘飘欲仙，晕晕乎乎。他给我和苏菲讲了一连串的笑话，全是有关犹太人的，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我觉得那是我与他相识几个月来他的心智最健康的一天；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在他面前笑得浑身颤抖。他确实是个极富感染力的人，可以用一两句简短的话割去我的愉快，让它像流入下水道的水一样消失无踪。我们起身回粉红宫的路上，他的腔调变得严肃起来，用那双雾蒙蒙的潜伏着疯癫的眼睛盯着我。他说：“我现在才决定告诉你，因此你明天的旅途中就有事情可想了。但等你回来时，我们将为一件真正美妙的事而庆祝。那便是，我的研究小组即将宣布一个成果，是预防——”这时他停了一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了——“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人们对它谈虎色变，但它的历史即将宣告结束！”内森·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