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她用了这么一个令人作呕的词），以保护着她那天鹅般的宝地——他想进去都快想死了。（四个月！想想沃尔特的海军蓝裤子和那些“涌出”的海水吧！）当那个痛苦的家伙正式宣布他要娶她并拿出订婚戒指后（玛丽继续以天真无邪的神情讲述着），她才顺从了她亲爱的人，因为她生长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婚前性行为无疑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灾难。的确，她继续说着，她觉得在真正结婚前做这些事真是坏透了。这时玛丽犹豫了一下，回过头来，说了一些令我切齿痛恨的话。“不是我不渴望拥有你，斯汀戈。我有着强烈的欲望。沃尔特教会了我怎样Zuo爱！”当她还在继续说着，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大堆诸如“体贴”、“温存”、“忠诚”、“理解”、“同情”之类基督教的陈词滥调时，我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的强Jian欲望。话又说回来，她的故事的结尾是，沃尔特逃婚了，在婚礼前离她而去——那是她一生中受到最大打击。“斯汀戈，这就是我受伤的经过。我不想再次受到伤害。”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很难过！”我说，“这故事真令人伤心。”我又加上一句，努力想遮掩其中嘲讽的口气。“很悲惨。我想很多人都发生过这种事。但我想我知道沃尔特为什么要离开你。告诉我，玛丽，你真的以为两个健康年轻相互吸引的人必须通过婚礼这种婚姻的假面仪式之后才能上床吗？你真的这样想吗？”我感到她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听见她一下子倒吸了一口气，像是被这话噎住了。她从我身上挪开，这过分优雅的愠怒令我更加气愤。她突然被我的愤怒惊呆了——我也站了起来，身体像失去控制似的摇晃着。我看见她的嘴唇被我俩刚才的接吻弄得粘乎乎的，惊吓得半张着。“沃尔特并没有教你Zuo爱，你这撒谎的小白痴！”我大声说道，“我敢打赌你这一辈子从未跟谁好好地Zuo爱！沃尔特教你的就是怎么猛拉那个想钻进你裤子里的可怜的玩意儿！你需要什么来使你那漂亮的屁股充满快乐？一个又大又硬的XX塞进你那紧锁的荫道里。哦，妈的——”我在一声奇怪的哽咽中断怒骂，为我刚才的话感到羞耻，但又忍不住狂笑起来，因为玛丽·爱莉斯像六岁孩子似的用手指堵住耳朵，泪水流下她的脸庞。我猛地打了一个啤酒嗝。我的确令人讨厌，但我忍不住向她咆哮道：“你们的逗乐把成千上万勇敢的年轻人变成了性残废，然后为你们那珍贵的屁股而死在战场上！”然后我冲出露台，踏着重重的脚步上楼睡觉去了。我一直无法入睡，直到几个小时过去，做了一个准弗洛伊德式的梦后，才迷迷糊糊地睡去。虽然我不愿把这个梦写入我的小说，但亲爱的日记，我却不能不告诉你，这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的梦。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当我把上述内容写在日记本上，又写了几封信后，便坐在过去几天里一直工作顺利的桌旁，闷闷不乐地回想着那些Se情的幻影，它们像一团团黑云飘过我的意识，在我的心中郁积。这让我为自己的精神健康非常担心）。这时，我听见杰克·布郎的假肢上楼的声响，接着传来他的呼唤。我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因为我正在为我可能会精神错乱而惊恐不已。玛丽·爱莉斯对我的拒绝和我自己突然间的性偏离之间的联系似乎过于巧合了，然而，我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
在都克大学读书时，我曾在图书馆里读过相当数量的性方面的书籍，对同性恋的知识了解得相当多。比如说如果将雄性灵长类动物长期关在与雌性相隔绝的地方，它们便会互相鸡奸，所以被长期监禁的男性犯人极易出现同性恋行为，而且通常能得到快乐。正因如此，那些被长时间关押的犯人随时准备与别人发生性关系，它几乎已成为一种正常现象。长期在海上漂泊的海员们也相互取乐。在海军陆战队时（只是海军的一个分支），我花了点心思，了解到了P·gey Bait（一种糖的别名）的用处，原来老水手们用它引诱、取悦那些长相乖巧、屁股光滑的船舱服务员。我想，如果我也成了一个鸡奸犯，也会这样做的。虽然我没有被真正关进笼中，但与我为美好健康的异性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回报相比，我更愿意被关押起来，或者在双桅船上永无休止地航行。我的心理阀门类似于一个二十岁囚犯或恋人对Xing爱的控制。我似乎已无法解脱绳索，让它重新自由飞舞。让我毫无愧疚地成为一个生物选择重压下的牺牲品或堕落者吧。
我正专心而忧郁地想着，杰克的叫门声惊醒了我。“醒醒，兄弟，有你的电话！”他叫道。下楼时我已经想到那电话是粉红宫打来的，因为我离开时留下了杰克的电话号码。当莫里斯·芬克熟悉的声音通过话筒传进我的耳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
“你赶快回来吧！”他说，“这儿一切都乱套了。”
我的心一沉。“出了什么事？”我问。
“内森又发疯了。比上一次更糟。这可怜的狗东西。”
“苏菲！”我问，“苏菲怎么样了？”
“她还好。他又打了她，不过没事。他说他要杀了她。她跑出去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她要我给你打电话。你最好能马上回来。”
“那内森呢？”我问。
“他也走了，但他说他还要回来。这疯狗！你觉得我应该叫警察吗？”
“不，不！”我赶紧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叫警察！”我想了一下，又说，“我马上回来。你先设法找到苏菲。”
我挂断电话，站在那儿怔怔地发呆。这时杰克也下楼来了，我和他一起喝咖啡，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此前我对他讲过苏菲和内森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蠢事，但轻描淡写，只是一个大概。现在我感觉有必要马上告诉他一些更痛苦的细节。他马上对我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应该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坚持说。
“当然，”我说。我又跑到电话机旁，可劳瑞的秘书告诉我，劳瑞正在多伦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在喷气飞机还未出现的那个落后年代时，多伦多像东京一样遥远。我绝望地呻吟了一声。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又是芬克，我以前经常咒骂他那遁者的举止，可现在我却要好好感谢他了。
“我刚刚得到苏菲的消息。”他说。
“她在哪儿？”我大叫起来。
“她在那个波兰医生那儿。但现在不在了，她去医院给她的胳膊拍X光片。她说内森可能把它打断了，这狗娘养的。但她希望你能回来，她会一直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直到你去那儿。”于是我立即动身回去。
对大多数正值青春年少的人来说，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充满焦虑。我现在意识到，在那个年纪我是多么反叛，不安分，内心充满困扰，但写作使我安全地控制了这种严重而危险的感情痛苦。它成为我宣泻烦恼与痛苦的工具。当然，还不止这些，但它至少是感情的载体，这便是我像爱护自己最脆弱的东西一样爱护它的原因。然而，我仍然十分脆弱；我用以包裹自己的铠甲仍有裂缝，吉尔凯郭尔的恐惧仍不时袭击我。那天下午，我匆匆离开杰克·布郎赶去寻找苏菲时，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极端的脆弱，无助，忍受着自我厌恶的折磨。坐在从新泽西开往曼哈顿的公共汽车上，我完全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情绪所困扰，无精打采，大脑因极度紧张而一片浑沌，使我对即将到来的与苏菲和内森的见面不寒战栗。我在玛丽·爱莉斯身上的失败（我甚至没对她说一声“再见”）使得我的男子气荡然无存，以至于我沮丧地怀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性倾向上自我欺骗。当公共汽车驶近弗特里时，我在一家汽车餐馆的镜子里瞥见了一张苍白、沮丧的脸。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即将来临的恐惧。
到达位于布鲁克林闹市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时已近下午五点。看来已过了下班时间，接待室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骨瘦如柴的和苏菲交替换班的老Chu女。她告诉我说，苏菲早晨就出去了，去拍X光片还未回来，不过应该快回来了。她请我坐下来等她，而我宁愿站着。我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才吃惊地发现这间房间粉刷得——或者说淹没在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深紫色中，墙壁和天花板全被漆成了紫红色。苏菲怎么能忍受在这么一种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呢？苏菲曾告诉过我，布莱克斯托克在圣·阿本的家也是这么装饰的。我想这个疯狂的装饰者是否就是已故的希尔维亚。她的照片镶着黑框，在一面墙上温和地笑着。还有一些照片四处散放着，其中不少是布莱克斯托克与大众文化名人们的合影：与爱迪·肯托、克劳夫·沃伦、谢尔曼·彼林斯利、鲍司市长、沃尔特·温切尔的合影，甚至与安德鲁斯三姐妹的合影，三姐妹浓密的头发像巨大的花束一般把他的脸团团围住。我的情绪紧张不安，这些愉快的照片将我带入令人沮丧的痛苦深渊。我祈盼着苏菲赶快回来，以解除我的忧虑。正在此时，她从门口走了进来。
哦，我可怜的苏菲。她两眼空荡荡的，显得十分疲倦，脸上的皮肤显出病态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她看上去很苍老，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我轻轻将她搂住，我们就这样一句话没说站了好一会儿。她没有哭。终于，我看着她问：“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它没断，”她回答说，“只是碰伤了。”
（）
“感谢上帝。”我说，又问，“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咕哝着，摇着头，“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处于某种监护之中，这样他就不会伤害你了。”我停了一下，意识到这话的无用，同时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袭上心头。“我应该在这儿的，”我叫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