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独眼人呆立一旁，继续听着师傅丘处机给成吉思汗布道。
成吉思汗的屠城使得中原的文化和建筑遭到毁灭性打击，听丘处机说到天下没有人了，你还做什么皇帝的话时，成吉思汗深感丘处机知识渊博，以长者之礼待之。于是，丘处机以中原文化，诸如孔孟之道引导成吉思汗，并且让其子女学习中原文化，以礼御兵。
“金莲川确是一个教育后代的好地方，听说那里的万松是大金国名师，还有他的高足耶律楚材。”成吉思汗叹息一声，“那个耶律楚材挺偏执的，把他囿在金莲川有一阵子了，就是不愿意为我所用。”
“那是你们缘份没有到。”丘处机哈哈笑了起来。
“缘份？”
“嗯。”
“那是个什么东西？”
“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明白的，以后，你自然会懂。”
“先生，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真是个神仙。”成吉思汗叫过一个怯薛，“纳牙阿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耶律楚材归顺的消息。”怯薛谨慎地答到。
“派箭的使者去看一下。”成吉思汗威严地对怯薛说，“不要慢待了耶律先生，以后，要好好对待那些识文断字的人。看来，以后治天下，还是靠那些文人的。不过，有时候我杀性一起，恐怕难以记住先生的话。”
“会的。”丘处机捻着胡须笑了笑，“你还是有悲天悯人的天性的，我可以断言，你到死都会明白不要杀生是对的。”
“我如果做不到不能杀生，一定会把不杀生当作遗命的。”成吉思汗笑了笑说，“是的，人都会要死的。”
“我们都不是神仙，都会死的。”丘处机笑吟吟的，他是一个道士，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宋朝乃至后世，历史并没有给丘处机一个公正的待遇，本人在1997年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人物传记小说《成吉思汗》里曾对丘处机率18弟子去撒马尔干泼墨很多，他与成吉思汗的见面谈的主要是治国之术。丘处机建议他统一天下就不能嗜杀。成吉思汗还问他治国的方法，他回答儒家的敬天爱民为本，问他养生之道，他对以道家的清心寡欲。成吉思汗对他非常欣赏，称他为神仙。1223年3月7日得到成吉思汗允许东归并授予他虎头金牌和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并免除道门赋役。回到燕京后，他在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定居。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召丘处机至燕京（今北京），问以至道，并主持万春节醮事，明昌元年（1190）金章宗以惑众乱民为由，下诏禁罢全真等教，丘处机即归山东栖霞。泰和七年（1207），章宗元妃赠给《大金玄都宝藏》一部。八年（1208）章宗赐所居观额曰太虚、泰和。贞佑二年（1214）请命招安山东义军杨安儿，深受朝廷器重。兴定三年（1219）居莱州今山东掖县昊天观南宋及金朝先后遣使刘仲录往迎，丘处机于元兴定四年（1220）偕弟子十八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里，历时二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见成吉思汗并劝元太祖戒杀，丘处机秉承全真遗教，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主张修道教应出家，断绝一切尘缘。主张清心寡欲即为成仙之本根。著述有《大丹直指》书中述九种炼丹方法，主张人体中先后天气可以相交作用结成大丹的原理，元太祖十九年（1224）返归燕京，元太祖赐以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诏免道院及道众一切赋税差役，于是道侣云集。玄教日兴，遂在南京设立八教会并宫观设坛作醮，从而大昌全真教。丘处机广发度牒，建立平等、长春、灵宝等八个教会，大量建立宫观，设坛作醮，一时教门四辟，道侣云集，全真道获得很大发展。金代王？王重阳首创全真道教一改传统道教那种外丹修炼法，吸取老庄道家理论精髓，提出内丹修炼心性说的基本理论，倡导通过内修真功外修真行达到人们成仙的最高境界。他开始将儒、释二家理论融合到全真教理论之中力求三教归一。但由于王？去世早，他的基本理论尚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其弟子马丹阳、丘处机等继承其衣钵，将全真教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丘处机对三教合一理论进行了全面发展，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全真教基本理论方面丘处机提出将内修心性与外修功行相结合。他的内修心性就是要通过艰苦而不间断地修身养性去掉心中浮云杂念，以适应环境和社会进而达到一种至高至善的境界。他认为凡私情杂念即浮云也，人能常使邪念不生则心月如天月之明，与天地相始终而不复昧也。要修身养性就要不怕艰苦持之以恒，即要把旧习般般从头磨彻爱欲千重身心百炼炼出寸心如铁。对于如何完成这种内丹修炼心性，丘处机认为应通过读书思考、出家修道、云游四方、静坐调息、劳动磨炼等途径来完成。但内丹修炼仅是丘处机全真教理论的一个方面，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外修真功或真行，也就是介入社会生活以仁爱无私之心济贫救苦，与物无私先人后己传道度人。在外修功行方面他主要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说教，作为全真教信徒行事的准则。在《寄西州道友书》一文中他提出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体乃内日用，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即道为内儒为外用道家的修性结合儒家的事功以达到追求的目标。在性与道的关系上；丘处机也融合了儒家的人性论，认为道教所言之道与儒学的天命天道并无区别。他尤其赞同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教，号召全真教徒要不断修炼心境，消除邪念达到平常心以适应社会。在丘处机的著作里还经常宣扬儒家的仁爱忠孝理论，要求教徒要有仁爱之心讲孝道。在对金元统治阶级讲道时，他也把这类命题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论述，丘处机将儒道结合之密切纳儒入道之深刻，是有别于当时其他道教领袖及派别的一个鲜明特点。这种纳儒入道的思想迎合了人们的心理。从历史上看道家与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偏重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儒家则偏重于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丘处机在坚持道教修炼的同时宣传仁爱忠孝，提倡信徒走向社会、博取功名、济世安民；无疑比单纯宣扬研究人性与自然更能适应多数人的需求，如果说丘处机在其理论中把外修功行更多地与儒学相结合的话，那么在内修心性方面则更多地吸取了佛教禅宗的观点。他的内丹修炼成仙说与禅宗明心见性成佛说多有相似之处。他提出的凡有七窍皆可成真源于佛教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他也接受了佛教六道轮回的观点，提倡教徒在困苦之时要坚持心性修炼才能在心理上、精神上摆脱苦海，去享受天上真乐。他认为人间声色衣食人见以为乐此非真乐本为苦耳。丘处机所追求的不同于传统道教那种延生术，而是一种成仙的超生术：吾宗之不言长生者非不长生超之也，他那种超出生死获得精神解脱的认识与禅宗见性成佛如出一辙，均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所不同的是丘处机不赞成禅宗顿悟说，而是要经过长期内修心性外修命功来达到目标，其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丘处机还把佛教的至善思想融入了道教，提倡止恶扬善把追求善行、全善、至善当做一个奋斗方向，看做是道的核心。他反复对信徒强调不仅心中要存善念，而且在行动上要有善行。慕善恶恶之念既存于心，必自有心去欲恶者，行之有力则至于全善之地。这种行善去恶的信念和忠孝仁义思想成为丘处机采纳儒佛之长而形成的济世安民思想的基础。丘处机将全真道教三教合一思想发扬光大；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其时的国情，其一从理论上看儒释道三家在其哲学原理如心性、天命、天道的论述上有相似之处，长期以来就有互相吸收的先例。特别是隋唐以来三教共存与发展，各家之长短已充分显示。要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势必要取彼之长以补己之短，从而兼容并存。所以自北宋起，三教在坚持自己理论的同时，渐有融合之趋势三教合成为三教代表人物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如高僧赞宁提出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儒学家宋太初说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其归一也。道教大师张伯端认为教虽三分道乃归一。王？更有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诗句。金元之际三教合一是大势所趋尤其对三教之中处于最弱小地位的道教自身发展是最为有利的。三教合一也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一种宗教理论或哲学思想；如能在社会上生存发展并占据支配地位。势必要为广大阶层所接受。只有统治阶级支持而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则缺少赖以存在的基础难以发展，仅有下层群众拥护而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则难以持久。金元之际由于北方持续战乱和少数民族相继建立政权，过去传统的儒学思想体系被打乱了，二程和朱熹开创的理学刚在南方形成直到元代后期才传入中原地区并逐渐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因此金元之际的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在入主中原后迫切需要一种适应其统治的思想来稳定政权，糅合儒释道三家所长的三教合一说可谓应运而生。以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教承认金元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是符合天命的合法的，教导广大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应忠孝，对其剥削压迫应忍让，让人民群众修炼心性排除不满于现状的杂念，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这种说教是统治阶级乐于采纳的。对广大劳苦大众而言，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全真教宣扬有生皆苦修炼成仙寻求真乐，在精神上能给饱受苦难的劳苦大众以一种暂时忍受痛苦和摆脱痛苦的虚幻安慰，他们宣扬仁爱行善济世寻求功名又给人们带来极大诱惑力和某种期盼。特别是丘处机反对战乱提倡统治阶级济世爱民，倡导人民群众在劳动中修行自耕自食，以劳动节俭作为入道修行的方式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无疑有着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