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嗯了一声，说：“好。那边还有几个孩子，等他们回家后，我们再走吧。”
“嗯，好。”
我和玲姐就这样一人占据一个窗台，面对星空和万家灯火，坐着说话。说一玲星。说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会不会跑到某一颗星星那里去。到了某一个星球，原先认识的灵魂会不会不认识了。诸如此类。说着说着我们有点高兴起来，我发现，人只要当自己是个死人了，就很容易变得轻松一些。玲姐不时发出笑声，双脚不时晃荡那么两下，像个坐在父亲膝头的小女孩子一样。接着，她的一只鞋子掉下去了。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在绿化带的草坪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才发现玲姐的一只脚光着。虫鸣停了几秒钟，又接着响起来。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回到跳楼的技术问题上来了。
头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脸先着地，死相难看。我当然不在乎，但玲姐有所顾忌。如果一定要头先着地的话，玲姐希望最好是后脑勺先着地。不过她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不清楚如何在空中控制身体。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两个人死在一起，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清楚两个人跳到空中后，能不能在空中抱到一起。我说，你等着我，我来抱着你。我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玲姐那边的窗台前。窗台有些窄小，两个人不容易并排坐在一起。我几次想爬上去，都差点把玲姐挤了下去。我们终于抱到一起了，可是，似乎还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先着地，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死不了，还很可能要落下残疾。第三个问题就是残疾，玲姐说有一个人从６楼跳下去没死，落下了残疾，丢人现眼，还失去了再次自杀的能力，生不如死。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６楼。玲姐提出到楼顶去，我同意了。高一层楼，毕竟多一分把握。把玲姐扶下窗台的时候，发现她抓着我的胳膊都站不稳，她全身都软了。
玲姐干脆坐在一只蒲团上，说歇会儿。要我去鞋柜旁把她的鞋拿来，我走进黑暗的客厅，听见自己的鞋踩在碎玻璃上的声音。摸索着打开落地灯，看见沙发上、茶几上和地上有一些花瓣、字条和碎玻璃。
这天晚上去楼顶之前，玲姐找出了一床蚊帐，还揭下床上的凉席让我抱着。玲姐有时候会上楼顶练瑜珈，在楼顶的阁楼里放了一床棕垫。我们很快就在楼顶布置好了。 钻进蚊帐，躺在凉席上，望着星空和附近高楼群的灯光，听着虫鸣和呼吸，觉得生命是这样美好而让人感伤。我们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
玲姐又把跳楼死相不好看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一边爱抚，一边讨论着各种自杀方法的优劣。去山中上吊，去海里自沉，去铁路上卧轨，割腕，吃安眠药，打开天燃气……据说天燃气中毒身亡的人，几天内脸色很好看，玲姐差点选了天燃气加安眠药，因为我想死在湖边，玲姐才表示放弃。末了，我们决定带安眠药去湖边。
方案定下来后，讨论自杀的过程中激起的兴奋却没有停下来，我们依然有些激动，仿佛已经置身于湖边。玲姐又哭起来了。接着，我也哭起来了。我们很快哭成了一团。我们一边哭泣一边Zuo爱。我舔干了玲姐眼角的泪水，还舔干了她鼻尖上的汗水，我发现泪水和汗水是同一种滋味，仿佛是同一种东西，仿佛鼻尖也会哭泣。接下来，我发现她的胸脯在哭泣，我的胸脯也在哭泣。胸脯和胸脯一边交谈，一边哭泣。彼此的大腿也是这样，一边交谈，一边哭泣。手和手在说再见。脚和脚在说再见。脖颈和脖颈在说再见。都是一边说再见，一边哭泣……仿佛每一部分都在哭泣，仿佛我和她渴望像两滴泪水那样融在一起……身体和身体分开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又分开，分分合合，没完没了地说着再见，没完没了地哭泣……哭得越来越厉害，浑身湿淋淋的，仿佛是从泪水中捞出来的一样，仿佛有无穷的泪水要从每一个毛孔里流出来……我在她的身体里面深刻地哭泣着，甚至能听到血管里流动的血也在哭泣……越过临界点的那一时刻，我在她身体里大哭一声，把泪水热热地喷洒在她身体里……她激烈地抽泣着，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像死了一样。
不用说，经历了生命的极度欢愉之后，我又不太想死了。 可是，不死又怎么办，我很茫然。
我们轻轻地抱着，都不说话。
星光遥遥射来。我忽然想起了一本科普书上说过，我们看见的星星，很多是亿万前的星星。谁也不能肯定我们看见的星星有一些还是不是存在。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肯定一玲星是否存在。不清楚我怎么会想起这些。接下来，我开始计算，对面１０００米处的大楼，是三十万分之一秒以前的大楼。对面１米处的玲姐，是三十亿分之一秒以前的玲姐。空间里到处充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在”。甚至，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存在。
自然界中并没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时间是人为规定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想法像是我的发明，让我激动。我很想告诉玲姐，打消她对于并不存在的时间的恐惧，但此时玲姐已经睡着了。
我轻轻搂了搂玲姐。我感到我的身体在思念她的身体，我感到彼此的身体像两颗星星一样遥远。
第十部分
玲姐去了美国后，我感到整个北京空空荡荡的。少了玲姐的呼吸，好像这座城市的空气也有些不一样了，让我胸闷。一下班，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满街游荡，双脚虚飘，那种状态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孤魂野鬼。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还不如真的跟玲姐一起自杀了好。让爱永不衰败，远离现实的阴影。让爱定格，归于永恒。
玲姐走后的那些孤单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差点从楼上跳下去的夜晚。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跳下去？我觉得原因之一，很可能当时有逼一逼玲姐的想法，逼她跟我结婚。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激｜情并不是表演出来的，那迷乱的激｜情，那危险的激｜情，都像冲到头顶的血一样真实。假如玲姐既不逼我，也不答应结婚，我很可能下不了台，只好跳下去。我跳下去了，只怕是玲姐也会跟着跳下去。幸好那只是一时的激｜情，很快过去了。每次一想起来，我都有些心惊惶惑。我和玲姐第二天早晨裹着蚊帐从楼顶上走下来后，交谈中再也没有涉及过关于自杀的话题。
应该说，去死亡悬崖的边缘晃了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彼此再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了，同时又能小心翼翼地相对，这大大促进了我们理解对方的能力，两颗心相知相通的程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本来，我对玲姐的不满和失望还有一些余烬，但因为接下来几次深入交流，渐渐熄灭。说到底，对差点跟你一起去死的人，没什么不可原谅的。
玲姐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长谈了一次。我们谈得非常兴奋入迷，几乎忘了分别会带来痛苦。我们都极力使对方相信：她这次去美国，看似彼此的距离一下拉大了，实际上离我们的婚姻大大近了一步。 只要她下一步能移民美国，我也能移民美国，或者别的不歧视长女少男结合的国家，我们的婚姻就会减少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都很清楚移民不容易，也清楚彼此之间还有别的障碍，但我们丝毫不去触及。我们情愿在美好的希望中分离。我们真的相信：在美国，有我们无比美好的未来。
我没想到的是，分离的第二个月，玲姐的态度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走的时候我预料到了可能会有变化，但那应该是在双方苦苦奋斗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什么都没干就变了，这未免太让人沮丧了些。８月份，我刚被任命为技术部经理，玲姐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她认为我留在公司里做管理，比去国外有前途得多。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用仔细琢磨，也能看出里面有令人伤心的成份。我能够理解玲姐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理解她那么说不全是为了我。玲姐有她自己的考虑：她不希望我为她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希望她一辈子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能怎么样呢？眼看着她写邮件的次数越来越少，字也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的感情含量越来越低，一种熟悉的苦恼和无望的感觉越来越多地涌上了我的胸口。有好几次，我在深夜的北京街头游荡，感觉自己像在星际飘浮。
一天晚上，阿伍打来电话，约我去青塔“爽一爽”。我找借口想推掉，阿伍很不高兴，说现在当领导了，不与民同乐了。拗不过他，我答应下来，开车去一家馆子里接他。在路上，不知道阿伍是喝多了酒，还是真的有点感动，主动把一些同事在背后对我的议论都告诉了我。我不太习惯这种新的表达忠诚友情的方式，感觉很不爽，但又不知道怎么打断他。到了上次那家美容美发店，我让阿伍挑人去小姐们的办事处，我说我就在车上。等阿伍领着小姐走了，我找了一个小姐到车上聊了几句，给了她一点钱就让她下了车。
我开着车在青塔一带转了转，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起先许可佳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喂了好几声，她才哼哼了两下。
许可佳说：“是我，怎么啦，你没话要跟我说吗？”
我笑了，说我还真有话要跟她说。我知道，我和玲姐欠她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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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佳说：“这么久不打电话，我还以为你要装聋作哑呢。”她认为早就该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了，把该说的话说清楚。
我看看表，有点晚了。明天是周末，我想跟许可佳商量明天在什么地方一起吃个饭。许可佳想了想，定在了热带丛林餐厅。第二天见了面，我们都有些生疏。喝了一点果酒后，话才渐渐多起来。我有些担心这种被酒精激发的友好气氛会一下子蒸发掉，因此说了不少废话。许可佳耐心地听着，像豹子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