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干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说会如此犀利，都吃惊不小。戈培尔前来班贝格时，原以为可将希特勒诱入左派，现在，他既不赞成他们的立场，也不对此进行辩论。相反，在党的领袖问题上他只有一种选择：反对或接受希特勒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将意味着党的末日，斯特拉塞尔简短地、神精紧张地作了回答。他失败了。戈培尔呢，除喊了几句口号外，一句话不说，只在日记里写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坚信，班贝格的创伤的愈合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党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于是，他便起程寻找财政援助。２月的最后一天，他获准在汉堡颇有名气的“大西洋饭店”的“１９１９年国家俱乐部”发表讲话——因为这不是公开的群众集会。他的话——表明他在兰茨贝格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针对狂热分子，而是针对德国的公民。他放弃了在皇冠马戏场使用过的风格，以心平气和的规劝开始演说。他说，德国在大战中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赤色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现在，他们仍继续主宰德国的政治。不到一小时，他便赢得了听众，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动术，而是哲理；不是种族主义，而是爱国主义、财富和繁荣。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
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
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这是异常出色的演讲。它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的激烈的合法斗争中，希特勒终于在寻找具有最广泛基础的支持。他也没有忘记，尽管召开了班贝格会议，但他并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党。他开始将自己的魅力转向反对派的两位首脑——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３月初，斯特拉塞尔投降了（虽有严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随者，将其纲领全部收回。
４月，希特勒专程前往慕尼黑，为的是争取戈培尔。在作了两天元首的贵客后，戈培尔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第３天，希特勒领他参观了党的总部，然后单独与他谈了３个小时（“妙极了”重新论述了班贝格会议的各个论点。戈培尔听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转向希特勒的信仰一边，最后一举投降。
我们提出问题。他作了绝妙地回答。我热爱他。社会问题、相当新的前景，他全考虑出来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在哪一点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条汉子。他如此炽烈，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慕尼黑（“再见吧，慕尼黑！我非常爱你！”
不但原谅了他过去的罪过，而且誓作鲁尔区的地方长官。
在使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归顺后，希特勒再次北上寻求经援和巩固其在北方左派党员中的地位。“五一”节那天，他在施威灵在汉堡东面约６０英里的市政厅内向一群秘密前来听讲的热情的听众发表了演讲。到下午２时，大厅内已挤满了来自阿尔托纲、汉堡、不耒梅、吕贝克和吕纳堡等地的国社党人。《汉堡新闻报》报道说，在希特勒抵达时，那里响起了”足令墙壁倒塌的”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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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此之前已学会了使用体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预言家兼星宿学家埃利克·丁·哈努森传授的结果。据说，两人曾在柏林一社会名流家中会过面。哈努森开口便说：“如果您真的想步入政界，希特勒先生，那您为何不学会讲演？”
哈努森是身躯语言大师；他向希特勒解释说，希特勒并未利用动作加强他的语势。据米勒恩·施安豪森说，在此后几年，他们常作简短的会见，哈努森不但将演讲技巧传授与他，还教他如何选择同仁。然而，直到１９３２年底，他才首次为希特勒占卜——他自己也一命呜呼。
（４）１９２６年春，希特勒提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运动的枢纽中心是慕尼黑的地方党组织，它应领导全国。这样，他便完全控制了纳粹党。这条原则在５月２２日贝格勃劳全体党员大会上得以通过。在这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希特勒，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力，那就是，他有权挑选或罢免任何一个地方长官或下级领导人。这就意味着民主程序的全部终结和对元首原则的完全盲从。为以防万一，希特勒坚持宣布，原来党纲中的２５点是不可修改的。他如愿以偿了——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由他一人统管。
在内心深处，戈培尔已完全倾向希特勒一边，但在表面上，仍忠诚于斯特拉塞尔——此人对元首仍抱有怀疑。６月１０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他仍能保持“绝对独立”作为希特勒的代表，他只愿前往柏林。然而，只过了两天，他便愿意接受任何邀请了。“那时，我就不会虚掷光阴了。现在，一切以他的决定为准。他要我吗？”
待他们再次会晤时，戈培尔已使自身处于欣喜若狂的对英雄崇拜的心境中了。
希特勒仍是一个亲爱的同志。他是一条汉子，你无法不喜欢他。此外，还有他那至高无上的思想。在他那颗执拗的脑袋中，你常常可发现某些新东西。作为一个演说家，他绝妙地将手势、动作和语言和谐地融于一体。天生的鼓动家！与他共事，你能征服世界。只要让他自由行事，他就能动摇腐败的共和国的根基。昨天他最妙的警句是：“为我们的斗争，上帝够保佑我们的了。他的最美的礼物就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仇恨——我们也全心全意地仇恨他们。”
７月份，在魏玛举行的党代会上，他几乎使所有的敌对派别和解了。会址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图林根是希特勒被允许公开演讲的少数几个州之一。他的主要演讲是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７月４日）作的，而且更富于感情而不是政治。“深奥而神秘”戈培尔写道。“几乎像福音。与他一起，我们胆战心惊地从生活的深渊边沿走过。讲的无所不包。谢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条好汉！”
希特勒走下台时，掌声雷动，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希特勒身穿不合身的军衣，打着绑腿，站在敞篷小车的后部，检阅了３５００名（殷勤的戈培尔将这个数字扩至１．５万）冲锋队员。冲锋队员们右手行着举臂礼，列队走过——步伐有点不整。
尽管怨声未绝，而纳粹党党员人数尚不足４万，这次值得纪念的代表大会这样结束，也是够威武雄壮了。此时此刻，数字并不使希特勒发愁。在德国，此时的纳粹党是最小的政党之一，但它是铁拳，他的铁拳。此后，他便回到贝希特斯加登，一方面为完成《我的奋斗》的第二部，另一方面也是为完成建党的最后任务再振旗鼓：将他在魏玛抛出的咒符变成对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的武断地控制。
在这一努力中，有一个人他是想聘用的：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退居深山后，戈培尔曾进山探访，更深地为希特勒所迷。“他像个孩子：和平、善良、仁慈；像一只猫：多谋、聪明、灵巧；像一头狮子：咆哮、雄伟、高大。一个伙伴，一条汉子。”
７月２５日，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天，最终的转变来到了。“再见吧，我的奥贝萨尔茨贝格！”
当晚，戈培尔写道：“这些日子是我道路上的里程碑！一颗明亮的星星救我出了苦海！我永远是他的。我最后一丝疑云消失了。德国将生存下去。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让他焦急地苦等了两个月。后来，当他证实自己要去柏林时，戈培尔兴奋得挥笔写道：“定局了！柏林！万岁！”
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多少是个胜利。表面看来，在将斯特拉塞尔接纳进党的高层组织后，希特勒已与他握手言和，然而，斯特拉塞尔的才干与能量依然是对元首原则潜在的威胁。斯特拉塞尔在柏林是设有总部的；把戈培尔派往柏林，希特勒实际上是把斯特拉塞尔的前贴身秘书变成了他的对手。
１１月７日，戈培尔起程前往柏林，朝通向权力的走廊前进。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朝新生活前进——他撕毁了与一名叫埃尔塞的姑娘的婚约；与她的恋情曾如疾风暴雨。在国社党星座中徐徐升起的一颗新星，怎么能与一半是犹太血统的姑娘结发，或同床共枕？
到那年年末，党员人数几乎达到５万。由赫斯任秘书，施霍茨任司库、波勒任秘书长的党的工作机关，效率颇高（这一时期的党员数字是不可靠的。施霍茨故意将党员按顺序编号，使由于退党或开除出党所带来的损失含混不清）另外，地方长官和领导人也不断呈交令人迷惑的报告，这样便无需将全部党费上缴给总部。党的工作机关开始时只有３辆汽车和２５名工作人员，现在呢，它正在迅速壮大。这是个国中之国。设有外交部、劳工部、工业部、农业部、经济部，内务部、司法部、科技部和新闻部。党的辅助组织也已建立或准备建立：希特勒青年团、妇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