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客气地拒绝了。沉默片刻后，希特勒用鞭子往手上一抽，便缓缓地走开了。
更有意思的，倒是与另一位１７岁姑娘的约会。她叫爱娃·勃劳恩，在霍夫曼的照相店里工作。她父亲是个教员，母亲是修女。与吉莉一样，她也是个现代女郎，活泼可爱，像个运动员，喜欢爵士乐甚于歌剧，喜爱美国音乐喜剧甚于凯撒和韦迭金特的舞剧。与吉莉不同的是，她有点发胖，而且有一头美发。“她是班里的捣乱分子，说真的，人人都怕她”冯·海德纳贝小姐（一位教师）回忆说：“但她很聪明，一下子便能抓住课程的要点，又善于独立思考。”
他们是在１０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认识的。黄昏，爱娃仍在照相馆里整理照片。当时，她站在梯子上，从柜顶上取相片夹之类。“就在那时”她后来对妹妹说，“老板进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男人，那人的胡子很是可笑。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他俩在对面坐下，刚好面对着我。”
她意识到，新来者正在看她的大腿。“那天，我刚好把裙子剪短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裙边没有怎么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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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下梯后，霍夫曼便将她介绍给了新来者。“乌尔夫先生，这是我们的好姑娘爱娃小姐。”
几分钟后，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肠了。“我饿极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肠。出于礼貌，我也喝了点啤酒。那位较年长的先生夸奖了我。我们谈论音乐，还谈到了斯达茨剧场上演的一出话剧。我记得，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好像要用眼睛将我吞下去。后来，因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离去。他想用他的‘麦塞蒂斯’送我，我谢绝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会作何反应呢！”
但是，在她出门之前，霍夫曼将她拉到一边，问她：“你没猜到他是谁吗？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
“啊？”
爱娃回答道。
此后，希特勒便常常带着鲜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馆，“送给霍夫曼照相馆里我那位可爱的女郎。”
他难得带她出去；他不再到卡尔顿咖啡馆的黑暗的角落里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宾去看电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馆了。也许，这是因为爱娃曾向几个同事吹嘘她是希特勒的情妇，他要跟她结婚。霍夫曼确信，她从未去过希特勒的住地。他将她叫到办公室。爱娃哭了一场，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威胁她，如果她再胡说，就将她解雇。
（３）１９２９年年底举行的有关“青年计划”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是斯特勒斯曼总理及其温和的计划取胜。虽然，在清点票数前他已死去。为了击败这一措施，希特勒与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结成的不稳固的联盟需要２１００万*？而他们获得的票数却只是６００万。对胡根贝格，这是个致命的失败，但希特勒却巧妙地将失败变成某种胜利。希特勒是个从不拥护某种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他转而向胡根贝格寻衅，与他断盟，其不可预测，就跟他建立此联盟时一样。此时，他已在暗中纠集力量——关于公民投票一事的宣传扩大了这一力量——为行将到来的全国选举作好准备。但是，高度评价纳粹的观察家却极为罕见。英国驻柏林前大使达伯农勋爵在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脚注中提到元首时写道：“自１９２４年以来希特勒已渐渐被人遗忘”柏林政治学校校长阿诺尔德·乌尔弗斯博士和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两人均同意这一说法。
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胜利，而他也觉得，如果能将工人重新争取到他的事业上来，取胜是可能的。为此，他必须采取新的激烈的宣传策略。１９３０年初，有个法律系学生死于柏林，而希特勒的机会也随之到来。这个学生叫霍斯特·韦塞尔，２１岁，父亲是个牧师，也是共济会会员。韦塞尔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成了一名忠贞的褐衫党徒，在与赤色分子的街头血战中丧生。他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愤怒》杂志上，后来还配上了曲。汉夫施坦格尔写道：“曲子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维也纳酒吧音乐雷同。”
原歌词大意如下：你我眼色相遇，你我嘴唇相贴，你我情意绵绵。
韦塞尔不外乎将“曲调加温至进行曲”罢了。这首诗叫《高举旗帜！系为纪念牺牲的同志——“被‘红色阵线’和反动派枪杀的”——而作的。韦塞尔和前妓女埃娜热恋，与她同居。为了将二人赶走，房东太太求助于共产党人。结果，一群赤色分子冲进这对情人的居室。据报道，这群人的领队、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这是为什么！”
然后将韦塞尔射杀。为了从这一可悲的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共产党诬称韦塞尔为拉皮条老板——实则不是。戈培尔则将韦塞尔摇身一变，变成工人阶级的耶稣——实则也不是。“他抛弃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说家戈培尔写道，“来到鄙视和唾*？他的人们中生活。在那里，在无产阶级的住宅区，在租来的一间小阁楼里，他这个年轻人开始建立起充满青春的、朴素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耶稣！是一个以贫困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
当奄奄一息的韦塞尔躺在一家医院里时，戈培尔将这私人间的小争端变成政治上的谋杀。在体育馆举行的会议结束时，他竟让与会者唱韦塞尔的歌：“彩旗飘，战鼓响，笛声扬，千万人民齐歌唱，歌唱德国革命，歌唱旗帜高高飘扬！”
２月２３日，韦塞尔终于死了。”
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继续活在我们中间”戈培尔写道。他“仍在我们的队伍中前进。”
为了把这一宣传运动推向高峰，戈培尔决定为他举行隆重而豪华的葬礼，让希特勒最后发表演说。然而，对这种过分的渲染，元首是持保留意见的。戈林也一样——为争取被选进国会，在瑞典治疗吸毒瘾后，他已赶回德国。他争辩说，柏林的局势已够紧张，元首的安全无法保证。据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若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毕竟，议会中我们才有１２人，势单力薄，无法从中捞取资本。希特勒若前来柏林，那末，对共产党之牛而言，他就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后果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由于希特勒诡称有病，葬礼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戈林是正确的。吊唁者遭到赤色分子的袭击；送葬的队伍成了与赤色分子搏斗的队伍。当戈培尔站在墓前煞有介事地喊着”霍斯特·韦塞尔！”
冲锋队员喊“在！”
时，石头从墙外飞来，打在坟上。宣传家戈培尔的高兴莫过于此了。“棺材入土时”他写道，“这些家伙在门外高声喊叫……已故的亲人，依旧与我们在一起，伸出一只疲倦的手，在阴暗的远方向我们召唤：跨过坟墓，前进！德国就在道路的尽头！”
从这些话中，人们永远无法猜到，普通的赤色分子与纳粹之间的真正关系是什么。他们虽然无情地互相殴斗，却又感到互相之间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同志之情。在酒吧间或*？酒馆中殴斗受到警察的干涉时，若他们团结起来，这并不是件怪事。双方均为某种事业的热情所驱使；双方均相信，只要目标正确，方法也就正确。他们均有相似的社会主义目标，同样对议会制嗤之以鼻。前一年的“五一”节，他们曾手挽手沿着柏林的街道游行，共同抗议对游行队伍的镇压，还喊着同一的口号：“要自由，要工作，要面包！”
还有，他们同样憎恨那个犹太警察局长本哈德·维斯（戈培尔称他为“伊西多尔”都认为警察是“伊西多尔”的部队，是所有革命者的残暴的敌人。
在戈培尔从霍斯特·韦塞尔事件中挤干了宣传油水后两个月，希特勒与奥托·斯特拉塞尔之争公开化了。自他弟弟前往慕尼黑担任党的要职以来，奥托便成了格里戈尔创办的３家报纸社论的主要撰稿人。它们虽然仍挂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宣扬奥托破除偶像崇拜的观点的论坛，而这些观点却常常是与希特勒的看法背道而驰的。４月间，奥托·斯特拉塞尔全力支持了萨克逊金属工厂工人的罢工，使他们之间的分岐达到了顶点。工业家们，例如联合钢铁厂的弗里茨·狄森之流，坚持让希特勒开除斯特拉塞尔——如果他还需要领津贴的话。
开始时，希特勒采用了威胁手段，但无济于事。于是，他便亲赴柏林，以行使其私人的影响。两人在“山淑西饭店”两度相见。在７个小时里，希特勒竭尽阿谀奉承，威胁利诱、坑拐哄骗之能事，然而，两次会见的结果，却只是暴露了分岐而已。两人均寸步不让；希特勒提出让奥托当党的宣传部长，遭到后者的拒绝。尽管两人未能达成协议，斯特拉塞尔及其左右却未立即与党分裂，“因为还存在着希望，希特勒是受讨论影响的”希特勒甚至有可能放弃“罗森堡路线”他们也不愿把分裂搞成一公开事件，因为这可能损害党在行将到来的萨克森州大选中获胜的机会。然而，奥托·斯特拉塞尔却也醒悟到，他和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是不可能再留在纳粹党内的。这是因为，希特勒曾承认，他拟采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与工业界打交道。会谈还暴露出，希特勒决心使其新思想含混不清和“可作无穷无尽的解释”以便使用绝对权威这个手段达到完全控制党的目的。他本能地明白，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纲领，元首原则也将被危及。年轻的斯特拉塞尔竟敢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他顶撞，这，希特勒肯定觉得受到污辱。然而，当他驱车回到慕尼黑后，他既没有发表评论，更没有公开进行攻击。他也未对奥托进行威胁，尽管“一切手段均供我支配。”
他只在报上宣布（一如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之所为）在柏林未发生任何争执，他与奥托两人意见一致。希特勒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