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北地洪英原本不多，怎么也能凑上七八百口人呢？”
“‘保’字号儿只管发足一定数量的凭证，哪里顾得来谁是光棍？谁是空子？其实同老漕帮这边的情形是一样的——引伴呼朋、携家带眷，大伙儿都以为只有舰上官兵要去海南岛打仗，他们则只是搭个便船往上海、厦门逃难罢了。其中最冤的大概就是哥老会会首洪达展本人了——他在青岛有个外室，眼看怀胎足月，就要临盆，这才专程搭机北来探视，正好接下了这趟差事。原想凭他的威望，途中只消知会舰长一声，便能在上海靠泊，殊不料五月二十七号上海就失陷了。依我说，这一番因缘际会，倒让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物就此有家归不得了。”
“羁旅在外倒不算什么。试想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多了重光棍身份而引起盘查，也不至于害那‘帮朋’枉送一条性命——”
“老弟！”李绶武回眸深深凝视了家父一回，道，“你如此灰心失志，岂不太辜负我荐你往史编局作一番‘学问’的心意了吗？”
41 回到寂寞的书房里
对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异处的那位“欧阳昆仑”只不过是个过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离奇得像是只会出现在那种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现实里，“欧阳昆仑”既是帮助家父、家母得以逃离中国大陆、避祸来台的恩人，也是辗转受家父的双重身份牵累而枉送性命的牺牲。在抵台后最初的几年流徙岁月中，家父只能透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的手段来过生活。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乡醵资在台中第二市场外开了一爿小杂货铺，埋首于秤斤计两、锱铢必较的商贩生涯。可是他的同乡合伙人太喜欢齐聚一堂、重温当年在山东老家的种种情景，仿佛只有凭借着不断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还在继续生活着；也只有互相描述、争辩着故乡人事景物，甚至为之涂抹上其实彼此都无法详加印证的独特色彩或丰富细节，才算（在精神深处）保有了故乡的一切。这种谈话使家父逐渐无法承受，他总在即将有人问起“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跟着哪一个部队来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类问题的时候借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洞——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从青岛登舰开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泻不已为止，其间的一切都凭空消失。当不再能够和同乡们不断地交换记忆以相互慰藉之际，家父的恐惧、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发深陷成一种顽固不可消解的信仰，在意识或思维的核心，他笃定地认为：正是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使得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人受难吃苦。
几乎是以一种不告而别的潜逃方式，趁着某个借中秋节而举办的同乡宴正热哄哄、闹嚷嚷着的时候，家父结清了账务，取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车连夜北上，来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车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轮黄澄澄的满月，说：“这月亮老跟着咱们呢！”家父便哭了起来。当时他完全不能预知，不过数日之后，李绶武翩然到来，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手段指点他重新面对人世苦难的勇气。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极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去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是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只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研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个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计划，即令集结数十百人之力，也很难在可见的时日之内克竟全功。然而，家父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只一个人、一张木质办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钉成的档案架、一只由炮弹箱改装的地图卷轴桶、一叠十行纸、一杯茶和一个传令兵——传令兵不传他的令，传的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的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未露过面，家父只知道李绶武是委员会的召集人——召集人也从未露过面。露面的只有传令兵，他每隔几天会抱进一大叠少说有尺把厚的资料来，请家父签收。所谓“资料”，就是各式各样的白纸黑字。大多数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断烂朝报”式的考古文献，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统形式的分类或序列出现。比方说，家父头一天领到的第一和第二号两份资料分别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蹇蹇录》谓：‘当国运死活迫于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争，如此儿戏之谴责，使彼不得断行其计略，并免除其责任。李鸿章之不幸，实可谓中国政府自杀其国家耳。’”“英王至颍州，钦差大臣胜保劝之降，英王不从，乃槛送北京。未至，奉诏就途中杀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
就是以这样稳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归档的资料在四万六千八百条以上——这是以每日处理一百五十条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数字。在将近十八万四千条以上的资料入档之际——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满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个传令兵退役，家父则通过了委任级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并且注意到有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随其他资料一同混入，却始终难以归类的文字。一条是这样写的：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没有督抚提司，各国毋庸惊疑。助饷金二十万两□□轮空独力发之。参见《中央日报》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致远舰久战之后，船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不能全，当与敌共碎，谓大副陈金揆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夺其气也。’遂鼓轮向敌吉野舰猛冲。未至，过定远舰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破裂，舰身左倾，顷刻沉没。□□轮空断首于磨盘洋，非战之罪。”
这两条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后变成黑底反白的字样，从家父的电脑屏幕里一行一行地闪炽出来。老人多皱褶的脸上也映得异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两声，道：“其实我原先也没看出来。”
之所以无法归类入档，乃是因为这两条文字的内容皆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在第一条里，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惊疑”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由盛宣怀策划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条文。照说应该并入八国联军档中，然而接下来的两句浑然与联军之役无关，且其间更有“□□”状之脱漏，更使文义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条的情况也极类似：从“致远舰”到“顷刻沉没”为止的一整段，原本说的是中日甲午之战的片段。可是在脱漏了两个字之后居然出现了东海海域的磨盘洋，而非甲午海战爆发所在的黄海。
家父最初的推测是那“□□”二字也许是某艘海船的名字，这完全是因为在两条文字中都出现了“兵轮”或“致远舰”、“吉野舰”的缘故。然而对照起下文来，文句根本不通，文义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来潮，跑了一趟当时位于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把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报》影本调出来，仔细搜寻半天，终于读到了这么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已全数平安运抵台湾、厦门，行库收支依常规进行，任何个人及单位不得无理干涉。唯坊间争传上海另有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
“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自不免让家父想起“上元专案”来。他于是再将第一条文字逐句详读了几遍，无论怎么读都忍不住会将“防剿长江内地土匪”的字样想像成“国府”播迁来台前夕的景况。当他再翻找出弹箱里的地图来一对照，答案的一角浮现了：“制造局”和“火药局”之间正是那个叫黄泥塘的地方。换言之：那两句窜入《东南互保章程》第七款底下的文字正和条款内容所描述的地点形成一个共同指向黄泥塘窖藏黄金的互文。
由于有了这个互文的想法，第二条文字便也吐露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甲午海战之中，致远舰和定远舰的背后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故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力战未捷，欲与敌同归于尽之时，却遭日军吉野舰鱼雷击沉。据说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当时也落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