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辆水箱车，耗时两个钟头才稍稍控制住火势。此案延宕五年又三个月未曾破得，因为事发当时“火霸天”即为孙孝胥亲手擒住——他就此住进了“人文”，给削去惯常用来点火的右手。然而，之所以囚之在此，并不单是为了报复——在另一项更重要的大计划之中，“火霸天”洪子瞻还是一份诱饵，只不过五年又三个月以来，还没有任何人作过“放饵”的决定。
截至我写出第六个失败的尝试为止，八号房一直是空的。据说那是一个宽敞无比的房间，可以容纳所有老漕帮庵清光棍亟欲诛灭的仇家。我说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下来这几个老鬼只囚拿了二号、四号和六号房里的三口仇家——这纯粹只是为了跟万得福抬杠而已——万得福的答复却玄奇得很。他说：“李爷的嘱咐你老弟不记得了么？设若你老弟想知道的就只这么些，然则在赵爷的‘人遁阵’中，又岂能别有所见呢？”然后他为我打开了八号房门，里面是另一方幽冥晦暗的空间，除了门内数尺之处放置着和先前外间屋中一模一样的破圆桌之外，全无其他陈设——连藤椅、板凳或壁钟、月历之物都没有。倒是桌面上有一盏油灯和四杯冒着蒸汽儿的热茶。我凑近桌边，垂脸端详了一会儿，但见各杯之中确是黄澄澄、清荡荡的茶汁——只杯体下半截沉淀着厚达寸许的古怪物事。其物长不过二三厘、粗不过毛发一般。有些黑、有些白，有些则灰似雨前之云，也有极少的一部分黄如车后之土，入眼直要令人作呕。
“这是咱们六位爷的胡子渣。”万得福接着道，“六位爷每年一到万老爷子忌辰，便剃下这么一部蓄了三日夜的胡子渣，盛入杯中供奉。待哪一日擒住了‘二才’、小爷还有洪魔之际，便伺候他们一口饮下。”说到这儿，万得福引我退出，随手掩上八号房门，当下却早已一旋踵俯腰，利用交睫即逝的一点油灯余光，将对面的七号房门又打开了。
此间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有一袋书、一叠反面透露着高阳字迹还勉强可供书写的残稿遗骸，一个专属于我的房间、专供我疑思惑想而布奇设幻以应之的迷阵。我的左邻是一间森严肃穆的祠堂——九号，奉祀着老漕帮庵清光棍数百年来的列宗列祖、家法家规，里面还有无数载录着该帮典章制度、仪节德训、礼器刑仗的图籍簿册，以及比图籍簿册更多的幽灵——我在写完第四则开场的时候撞见一个，他说他叫俞航澄，他要告诉我当年远黛楼事件之后他之所以引咎退位，乃是受到万子青挟制不得不然，最后我没搭理他。我的右邻既是一位我素所尊仰的前辈学者，也是一位搜证翔实、推理严密的妄想病人——我甚至曾十分恐慌、忧惧：万一自称比我年长八岁的红莲其实也是我这位右邻的话（起码我是无法从外貌上判然区分的），则我那只剩下肉体欢愉印象的所谓“爱情”，则充其量不过是一具容颜姣美的躯壳所提供的虚假幻想而已。这是我开始以及结束第三则开场时的一个困扰——红莲。
或许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红莲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从来不曾想到，当我执意向她追问一切的时候，她竟然会从那一则看似与现实人生无关的故事说起，因为那则故事与我和红莲的爱情也无关——那是一九七四年，她在当特别看护的时候听来的故事。
病人是个四十六岁的中年妇人，那妇人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长过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的脑子，后来还中过三次风，有好几年不能认人记事。到了四十岁上，那妇人又罹患了一个奇怪的毛病，病发的时候，她会自动把当下处身的现实移置到过往生命的历程中去。换言之，妇人不时会过着一种文法上称之为“过去进行式”的生活。在最初的三年当中，这种病发作的频率较低，一年只三四次，可是每次发作，妇人退返其生命过往的程度也比较规律，总在一到两年之间——举例来说，病人四十二岁的那年第十次发病，明明是生活在一九七年的妇人却以为当时是一九五三年，因为此前的九次分别以两年、一年、两年、一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倒退使得她这一回从现实中遁入了自己二十五岁时的状态。医生原本想以此推估出一个“退婴曲线”，配合上病患家属的观察和回忆，也许可以查考出妇人之所以致病、是否与年少时受过什么样特殊的惊吓或挫折有关。但是基于十分神秘的原因，病患似乎并不愿意配合。从第二年起，这妇人几乎每月发病一次，时而退返几个月、时而又只退返数周甚至数日。医生终于宣布放弃作“退婴曲线”的观察实验，只交代家属：当病患再度发病时，必须雇请特别看护“帮助病患适应对现实之异常认知生活”。红莲并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位特别看护，只知道她在一九七四年间照顾的这位妇人以为自己还不满二十岁，世界仍旧属于一九四七年。红莲的职责则是在帮助她重组一个“看来不像一九四七年”的现实认知——无论是支吾敷衍、虚应故实，还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目的只在陪同那妇人重新走过一次一九四七年——红莲来到这世界之前近三年。然而红莲很快就会知道，这妇人的故事和她尚未出世的生命竟有些许幽渺的联系。
妇人的故事是在一个热得连纱窗都冒出蒸汽、板墙也开始渗油的炎夏午后讲起来的。当时她坐在不过三坪大小的客厅正中央的一张藤椅上，手摇蒲扇，朝二门外正在屋檐下的阴凉地里整理鸟笼子的丈夫指了一指，对红莲说：“明天一早天不亮，趁凉快的时节，我就要随他去了。”
“噢！”红莲应了一声。
“先搭火车上天津，再去北平。”
“北平？”红莲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她隐隐约约意识到：妇人正发作着了。
“他是北平来的，不回去怎么成？”妇人继续摇着扇子，眉眼之间略显些许不安，不过，那神情很快地就转变成一种自己宽慰自己的笑意，嘴角倒不曾当真笑出，眼梢却扬了扬，以非常娇俏的声音说道：“我压根儿不认得他呢！”
红莲顺着妇人的视线望去，看那年岁大约也不满五十、却已经有几分佝偻之态的丈夫居然围着条毛线围脖，右手把了支毛笔在一只小钵里涮着，空气中飘泊着一股松香水的呛味。他两眼直勾勾凝视着空鸟笼子密致的栏杆上刚髹涂过的一层朱漆，似乎是满意了。这时妇人的话语又犹似一种绕口令般地迸出来：
“不认识不怕不认识，总比你认识了多少年结果人家根本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可要强得多了呢！”说到这儿，妇人坚执地点了点头，眸光朝里间屋扫了一扫，再次压低嗓门儿，道，“我说的是我爹——他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打从明儿起，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了。我跟人跑了。”说到这儿，妇人朝院子昂了昂下巴。此时妇人的丈夫抬手轻轻拨转了一下笼底，好让向内的一面也能在阳光下曝一曝。
“他是个好人，就是命苦，什么都错过了。”妇人说时，那做丈夫的把笔和钵儿搁在窗台上，人便绕过一方小小的菜畦，往大门外步去。妇人抢忙接道：“他要去救人了！”
“救人？”红莲闻言一愣。
妇人手中的蒲扇往口鼻上一遮，仍旧低声道：“救他师父。他师父的儿子从前打杀过一个大魔头的爪牙，大魔头于是布下天罗地网、出赏重金捉拿人犯，一拿拿了好些年，到后首连那大魔头都死了，还是拿不着。”
“那不就没事儿了么？”红莲搭着腔，看那妇人说得吃力，便要接过蒲扇来替她扇扇，不料妇人紧紧扣住扇柄，似是溺水的够着一根浮木的一般，瞳中清光乍闪，又朝里间屋瞬了瞬，登时喘着牛吼之气，犹如奔跑了一段崎岖难行的道路，才切齿道：
“可恨的是我爹，自从当年下了那场大雨之后，九丈沟以下三十里的河道先溢后淤，通船的营生没几年便捱不下去了。我爹只能改行上旱路卖力气——在他祖上几代走船这一行里，上旱路混生计有个名堂，叫‘鸭打摆子’，是极没有出息的意思。我爹‘鸭打摆子’过了几年，脾气也恶了、性情也坏了，只道是下那场贼雨害人，还说下那场贼雨是咱家高人码头上暴杀几条性命、血腥气招惹了河中蛟怪，于是兴风作浪、惊动东海龙王銮驾，龙王这才搬请雷雨镇伏。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不过是为了他要去通风报信、请领赏钱编派的口实罢了——我娘便十足恼恨这小人行径，直说，他去请赏，她便去投河，横竖当年若非人家小恩公出手搭救，咱娘儿俩也不免投河一死的下场。”
在这一刻，红莲并不认为这个听来支离破碎、虚妄奇幻的故事曾是妇人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一刻，红莲只能想像自己的母亲——一个长年居住在疗养院里的近代史学者——也同样生活在虚实错综、真伪交织的时空之中。在这一刻，红莲抚掠了一下妇人额头沾满了热汗的垂覆发丝，且十分诡异地听见屋后传来一阵阵如骤雨冲刷硬质地面的声音。她明明知道这一家只有妇人和她的丈夫居住，里间屋并没有妇人所谓的“我爹”或“我娘”，世上更无蛟怪、龙王作祟，然而那倾江倒海、如泄如注的暴雨声响竟如此逼真地灌入她的耳膜。在这一刻，红莲仍抗拒着从妇人的瞳仁深处看见自己以及母亲的容颜。她匆忙别开脸，道：“您不是说那大魔头已经死了么？”
“他们是死不绝的！”妇人拼力喘着气，又将蒲扇向敞开的大门外指了指，“这老好人便是受尽了他们的支使折磨，到如今还尽顾着要去搭救他那个‘讲功坛’的师父呢！可终究——还是错过了。”
红莲永远也不会知道，屋后传出的不是雨声，而是徐老三、孙小四，也许还有我和那个还没长出毛来的孙小六闯进来洗澡的声音。可是当她听见“讲功坛”三个字的时候，耳鼓深处一定会响起一记惊天动地的霹雳。她面前这个妇人——我们的彭师母、当时的儿——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