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了，帮会的名声就搞臭了。他接着向我解释：叔叔——也就是家父——成天价劝他退伙出帮，不是没有道理；一见他来家便锁门关窗，也不是没有缘故。说穿了，就是他看过帮会里不安宁、不平静的一面，厌倦了、害怕了，或者说为了老婆孩子而不喜欢帮闲涉险了，看着原来的兄弟伙伴也总觉着眉目可恨起来。“这不是谁对谁不对的事，是什么人有个什么想法儿的意思。”老大哥说。
然后，他告诉我，在帮的前辈常讲些掌故，他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这漕帮的来历的。话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个户部侍郎，姓罗名清，是甘肃人。这罗侍郎后来辞了官，皈依佛门，供奉一位碧峰禅师为师。碧峰禅师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净清。从此佛教里有了罗教或者称作清门的一派。流传到江苏，就叫大乘教、无为教。流传到江西，就叫三成教、大成教。总之是佛教的底子，又掺合了些道教的仪式和道理，传下了四经一卷，分别叫净心经、苦工经、去疑经、破邪经和泰山孤卷。信罗教的人有的吃素念经、有的吃素不念经、有的念经不吃素、有的经素两免。到了前清康熙年间，清江地方的漕运夫役组织了粮米帮。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船民丁也起而仿效。他们之中有水手、有舵工、有扛米的苦力、有拉纤的子。无非是极为贫穷的家庭出身，既无恒产，亦无惯技，只能卖卖粗力气，随船过着南来北往的流浪生活。这样的人既组成帮会，便自然而然要替这帮会制造一个神话的来历，以广招徕。于是他们看上了罗教这个既佛又道、不僧不俗的宗派。从此，粮米帮兼具了职业工会和宗教组织这两个性质。
不过，据我老大哥的叙述，他宁可相信这漕帮起源时期的第三个性质才是最重要的。
清代漕粮每年由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南、湖北征收，运往北京通州各仓，供应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和八旗兵丁的食用和俸禄。每年由八省经漕河运道入京的船数，大约在六七千艘左右。每艘船由一名卫所军士领运，他的头衔叫旗丁，形同船长。旗丁再负责召募所需水手、舵工、纤夫、扛工等。这些人力的总数少则七八万，多则十余万。每年这为数十多万的人丁往返道途的时间，约在八九个月左右。但是除了获准有限额地携带一点免税土产至沿途各地贩售、赚点蝇头小利之外，每人的“身工银”——也就是正式薪水——却少得可怜，不过一二两到三四两白银之间。即使在道光年间酌有增加，大部分工人每年的“身工银”也不过在十两银子上下，可谓清贫如洗了。这些流浪在外的人丁之所以很快地结合起来，其实有经济上的动机——他们可以集众人之资，从事小规模置产营利的活动。用我老大哥的话说，就是：“像婶婶标会一样。一个人耍的是小钱，一百个人耍的就是大钱了。粮米帮上一个人是光棍，十万个人就是大爷了。”
漕粮运京，人丁吃住自然都在船上。可是其余的三四个月里，这些出身各省的贫穷苦力又该如何栖身呢？最初他们大都流落港市街头，捱不过饥寒而瘐死客地的大有人在。后来出了三个罗教徒，分别是江苏武进人钱坚、常熟人翁岩和杭州人潘清。这三个人在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聚集了一批罗教信徒，斥资建了一座小庵堂。庵堂里供奉了佛像和罗祖净清法师的塑身，除了让人前来上香膜拜之外，到那漕船回空的三四个月里，还提供简单饭蔬和被席，让漕帮里的人丁食宿。这个设施给许多舵工水手带来了启示：他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在不同的水陆码头盖庵堂、供佛像，平日酌收香火钱，到回空期供帮中人丁膳宿。至于帮中人丁则仅需缴纳微薄的供养钱，雇一两个长期看管庵堂的人手。那么，非但漕船回空期间帮众彼此有个照应，就算是死了，也还能就庵堂附近觅一空地掩埋，不致暴尸旷野，变作荒鬼孤魂。我老大哥接着打了个奇怪的比方：“这就好比说，叔叔婶婶离了老家、投了军，跟着部队上了台湾来。自己混生活，不如大伙儿一道混生活，这就好比当年漕河粮帮里的爷们儿一样，算是入了教了。入了教，教亲要彼此帮衬。苦虽然苦一点，可是教亲终究是教亲，有苦大家一同吃，有难大家一同当。你好比说住罢，住这眷村；你好比说吃罢，吃这眷粮。破瓦泥墙、粗茶淡饭，这和从前咱们帮里的庵堂没有什么两样，可大家伙还是一般快活。这么说你懂么？”
“过年还要团拜，团拜完还要摸彩。”我接着说。
“对啦！这不是很快活吗？”老大哥笑了，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对了。”
“那村长就是老大了吗？”我一面问，一面想：家父是邻长，邻长起码要算帮里的老二。
“算不得算不得！那差得十万八千里，差得太远了。”老大哥连忙摇手带摇头，道，“要这么比起来，村长不过是个小庵堂的堂主，堂主上头还有总堂主，总堂主上头还有旗主，旗主上头还有总旗主，总旗主上头还有舵主，舵主上头还有尊师、护法、正道，再上头才是总舵主，也就是帮主——不过一般不叫总舵主、帮主，要叫就叫老爷子。”
“那你算不算老爷子？”
“我算个屁。”
“那我爸算什么？”
“叔叔以前在帮的时节是‘理’字辈儿的。‘理’字辈儿底下是‘大’字辈儿，所以后来叔叔即便不在帮了，给你起名叫大春，这意思还是不忘本。只不过叔叔不喜欢结帮聚伙这些个事儿。我跟你说的这些，你可别说给叔叔听。知道吗？”
“那你是什么字辈儿的？”
“我么？我是‘悟’字辈儿。我还在叔叔底下的底下的底下呢！”
“那你还在我底下的底下呢！”
“不成这么叙。”老大哥忽然板起脸来，正色道，“弟弟你没有上香拜师，算个空子，叙不得光棍！”
然后老大哥告诉我：若非看在教亲族亲这两重关系上，他是不会跟我说这些的。即令只是跟我说，这在前清也是犯了十大戒之第五戒——“戒扒灰”——算是大罪。我那时也才知道：家父对帮中事务一向守口如瓶，大约也就是因为他不肯轻犯这第五戒的缘故。
“可是你自己说我是空子，不算光棍，怎么又说我是教亲呢？”
这时老大哥的神情更加不自在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新乐园，另只手平伸两指，往烟盒口开封处轻轻一拍，盒口跳起来三支烟，他再用那两根手指将跳起较矮的两支烟一压，便剩下一支了——这个动作（我也是到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正是流离在外、奔波四方的光棍相互辨认的手势之一——老大哥点上烟，深吸几口，才吞吞吐吐地说道：“咱张家门儿上下五代，只叔叔和我混了光棍。叔叔好鞋不踩臭狗屎，远离江湖是非，不问武林恩怨。可我不一样，我、我、我是老漕帮里混事的——生是庵清人、死作庵清鬼。只可惜咱张家门儿里没有人明白庵清的底细，那我张世芳要是有一天死了，怎么还有面目去见列祖列宗呢？所以弟弟！我跟你说这些，等你给祖宗爷爷娘磕头的时候，就把我讲的想上一遍，祖宗爷爷娘就明白了——”
“你自己也磕的，你怎么自己不磕的时候想一遍？”
“我一跪叔叔就搀我，他一搀我就来不及跟祖宗爷爷娘报告了嘛！”老大哥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儿，一面斜眉斜眼朝外看家父他们是不是回来了，一面把布包儿口的系绳松开，将里面的物事倒在手掌心里；那是一枚戒指、一方印石、一只手镯、一枚方孔古钱、一根发簪、一块怀表和一管钢笔。老大哥拨了拨、数了数，道：“弟弟你要是肯帮老大哥这个忙，每到年节叔叔请出牌位来叫你磕头的时候，你就替老大哥跟祖宗爷爷娘报告报告，一回说不完说两回，两回说不完说三回，好歹有说清楚的一回。这些个玩意儿就合是老大哥谢谢你的小礼物。你说怎么样？”
“这些是干嘛用的？”
“小道具，还都是有来历的。”老大哥说着，拉我蹲下身，又道，“这手镯，是我们李行李导演拍《婉君表妹》的时候用的。唐宝云要嫁给江明的时候就戴的这个，可江明把她让出去给他弟弟，没嫁成。这戒指儿，是头年儿里拍《新娘与我》的时候甄珍戴的。印石，是宋存寿宋导演拍《破晓时分》县太老爷案上的摆设。古钱呢——可不得了！这还是真古董，看见了没有：乾、隆、通、宝、啊！这也是《破晓时分》里用上的。还有这簪子，也是李行李导演刚拍的《玉观音》里的。这怀表和钢笔嘛！我想一想……嗯！忘了是不是白景瑞白导演拍《寂寞的十七岁》的时候用的了。”
我看那怀表也不走、钢笔又写不出水来、古钱上长满铜绿、手镯还有裂纹，谅都是些破烂。心想：还不如给我把钢刀或手枪来得好玩。正在不知拿与不拿之际，老大哥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道：“你别看这些小玩意儿不起眼，可都和咱们帮里的事儿有着大关系呢！”
老大哥先拎起那戒指，说：“甄珍原先不乐意戴这戒指儿，嫌它太大，说是乡下婆子才戴这么俗气的东西。可她非戴不可，因为《新娘与我》头一天、头一场上演，有人非看见那戒指儿不可，这是说好了的，这里头埋伏着一个拆字法儿。”
原来那时漕帮里有一笔要从军中四四兵工厂走私手枪出市的生意要做。买主撂下话来：枪支以十数为单位，最少二十把，多多益善。可是军方有把握能交货的数量迟迟不能定案。是时警备总司令部接获线报，指有匪谍居中策应，准备破坏兵工厂，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居于这笔军火买卖的中间人——也是漕帮某大老——只好出了个主意：为免任何公开通信形式为警总网罗捕陷，索性约定，以《新娘与我》一片首映首场之内容为约，来表明兵工厂方面所能够供应的枪支数量。买主依约上中国大戏院看电影，便可以得知最后交枪的数量，也就从而得知汇款入账的数字。至于那个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