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灵的信徒也只能拱拥一个益加愚顽不灵的主子。如此循环不息、越演越烈，便要酿出巨灾惨祸，虽亡国亦不足惜了。
可是，落在万老爷子自己临终之际，这王承恩的典故又该作何解呢？倘使万老爷子以王承恩自况，则在他之上必然还有一个崇祯。倘使万老爷子以崇祯自况，则在他之下必然还有一个王承恩。那么，到底上面那一位会是什么人？而下面那一位又会是什么人？
偏是这么不上不下、忽上忽下地想着，万得福的脑瓜子里却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交替闪烁着两张脸孔：一个是普天之下仅有的一个位在万老爷子之上的人，那便是此时政府皆称“今上”、帮会中人敬呼“老头子”的领袖。另一个则是老漕帮祖宗家门即刻便要接班上香、继承大统的小爷万熙。可这两个人物怎么会是杀害万老爷子的元凶大恶呢？
试想：“老头子”虽较万老爷子略长几岁，论帮中辈分却在其下。当年“老头子”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的时候，曾经取道上海，特别投帖来见万老爷子，所执的是弟子之礼。万老爷子感其念旧尊师之意，却唯恐他名满世界、功在家国，难免生出些“卧榻之侧岂容酣眠”的雄猜之心，所以开正门、走大路、焚高烛、燃香鸣炮相迎，在谈笑间故意将投帖撕毁，掷之于香炉之中。随即，万老爷子还让出上座，请“老头子”移驾居了首位，自己先撩袍拜倒，行了个顶礼，道：“方才容大元帅执礼叩进，是替祖宗家受大元帅一拜。可如今大元帅不只是方面上的人物，更是举国仰赖的尊长；这国自是在家之上，也必然在帮之上。为免日后尊卑易位、高下不分，万某今日擅自作主，恭送大元帅出祖宗家门。从此大元帅殆与漕帮子弟无涉。这样的话，大元帅做起大事情来也才不至于掣肘绊脚、前后碍的。这个么——还请大元帅谅察俯允为是。”
这一席话讲得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表面上看，万老爷子将“老头子”免了帮中名分，确有几分斥逐之意。但是一口一声大元帅，行的又是君臣大礼，且其用意，正在为对方松绑解套，卸去会党的包袱；可谓放虎归山、纵狮入林，是个任他龙游四海、鹏抟九霄的手段。可当时的“老头子”的确如万老爷子所料，极具雄猜之心。他不慌不忙地拱手一揖，缓声应道：“方今抗战军兴，国家多事，所缺的就是人力。我今日前来拜访，可不是为了图一个自身清静便宜。毕竟为国为民，还有千钧万担的包袱扛在我肩上，老爷子明察，应该懂得我的意思。”
此言一出，香堂上的众人一时会意不过来，都愣住了。倒是万老爷子神闲气定地接道：“大元帅不必忧虑。方今国是除了人力短缺之外，其实还有物力短缺亦不能令大元帅放心惬意。这，我都是知道的。”说到这里，万老爷子微一颔首，对面堂下尊师堂一名执事立刻手捧一只包裹红绒镶金的尺方木盒，快步趋前，双手举盒过顶，右膝下跪，左腿高踞，正欺身在首位之前一步之遥的地方。万老爷子接着说道：“这里头是张银洋百万的票子，略为大元帅薄置粮秣。日后倘有所需，尽管传令下来，小帮敢不应命？千万不必屈驾莅临了。至于这人力方面么，我已经知会帮中各舵旗堂口，从速调遣精壮干练的人丁应募，唯大元帅的符节是从。总之驱逐日寇是民族义举，万某当然要沥胆披肝、赴汤蹈火的便是。”
从容数语之间，身为大元帅的“老头子”总算放下了一百二十个心，随后闲话些家常，也就告辞回营，不在话下了。
这是“老头子”和万老爷子息交又同时订交的一次盛会。帮中异史氏有诗证之曰：“锦江常碧蒋山青／元戎下马问道情／揖张义胆随旗祭／笑剖丹心载酒行／百万豪银何快意／八千壮勇岂零丁／孤灯坐看横塘晚／黯淡功名举目清”。“老头子”于万老爷子升天之后未满十年而心脏病发，遽尔谢世。死后有近侍之臣秦孝仪者为制颂歌，中有“锦水常碧／蒋山常青”之语，疑即自此诗之中夺句而来。这是后话，不烦先说了。
且叙这万得福从“禀进辞”的故事揣摩到“老头子”身上，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先前帮中异史氏的诗证末二句所言“孤灯坐看横塘晚／黯淡功名举目清”，正是指万老爷子在台下幕后输银募兵、却绝不肯居功于台上幕前，其实全出于一片无关乎俗世荣华的忠心义胆。可非但那“老头子”信不过这忠心义胆，且他多年来无时无刻不顾忌着万老爷子的威望、本事，疑惧着万老爷子是否容有僭越大位之一日。以此比之于晚明末叶的崇祯之于王承恩竟有“死后加刑”之疑，是有几分道理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万老爷子生前爱说笑俚戏，其诙谐嘲谑，常是拿自己寻开心的多，拿旁人闹玩笑的少。既然他能写下“泯恩仇”的遗训，就表示留书、留字所示之意不在缉凶捕恶。这样说来，万老爷子以崇祯自况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质言之，他的用心似乎是，死便死矣，我这也是自败江山、自寻短见罢了。一旦作如此解，试问：那王承恩又该是什么人呢？
万得福之所以会把这王承恩想成万熙亦非无缘无故。此事发生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上旬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史家称此役为淞沪会战。
设若简而要之地勾勒一下当时战区的攻守之势，可将上海外围圈成一颗瓜子儿，尖头朝西南。国府军队之防线即是这瓜子大头的一面朝西北延伸，最外侧是为左翼，由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提调。陈军东边是第十九集团军薛岳总司令指挥，镇守施相公庙。自此由西往东，分别有霍揆章、王东原与廖磊三军长的部队，于京沪铁路北驻扎。这三个军可谓上海西、北两侧门户的禁卫，势在封锁渡江南下的日军，以免其长驱直入，进而突破京沪线，乃至旁击截断上海往南到松江之间的津浦线铁路。
另一方面，这一段的津浦铁路几乎就是由那瓜子儿右侧自东北往西南斜行而下的一条要冲之线。此线之东则是曲折流过、大致亦呈西南／东北走向的黄浦江。在此江环绕上海这颗瓜子儿的外侧便是右翼军了，由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督师。这一方面的军队又分里外两层，里一层就近沿着瓜子儿布防，伺机向西和西北开赴，可以增援廖磊、王东原乃至霍揆章之部；外一层则直下淞江，就地巩固以防由东南边杭州湾北岸金山咀袭来的日军。
这只不过是会战初期由兵马大元帅所构想出来的一个战术布局。在他看来，上海弹丸之地若守它不住，南京也就很难不沦于敌手。可是他又何尝不明白，淞沪地区既无天堑、又非险固，且近百年来即是升平洋场，百姓极端厌战，地方上早有与敌议和以全民生之计。是以这一役尚未开打之前，大元帅早已拿定主张，要让战事进行得极为惨烈。毋论伤亡如何之重、损失如何之巨，亦须将之延宕至一二月之久。他甚至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要不惜毁灭阵地、牺牲全军，使敌虽进犹退、虽胜犹败，方足以挫之也。”质言之，在不能不败的情况下，大元帅只图战事得以胶着。这样做，可以怯敌几分？其实未必有把握，不过非如此不能达到两个更重要的目的：借大数目的伤亡来提高军人的荣誉，让老百姓对大元帅辖下的国府部队有所谓望风慕义的敬仰钦服之心。其次则是经由国际媒体对如此重大折损的人力物力之关切报导，引起英、美、法、苏等国当局与民间之注意，终可促起各国共同制裁日本。至于另一个较次要的目的，大元帅也在他的日记上以隐语杂以明语地写道：“部署备忘：须成背水一战之势，不令再归江东，以免变生肘腋。”这三句话很令日后研究战术战略的军事专家们大惑不解。首先，淞沪会战自始至终，国军并无背水一战的机会与环境。其次，设若第二句所指为日军，按诸当时处境殊为不通——因为会战的目的正是要将日军牵制于黄浦江以东——怎么会说“不令再归江东”呢？其三，所谓变生肘腋，乃是指本军阵中有人倒戈相向，也就是叛乱之意，试问，日军如何能于我之肘腋处生变呢？
其实后世研究者却不明白，此处备忘所指的，并非日寇，而是老漕帮万老爷子麾下各旗舵堂口应募而来的八千壮勇。所谓背水，即隐指“三点水”之水。江东，则是用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兵转战天下的故实。这样解来，“以免变生肘腋”才有了着落。
在大元帅的算盘上，万老爷子这八千人当然不能编成一整支部队，倘若如此，他们决计不会听任中央军节度。这样任其自成一劲旅，非但不足以制敌，恐怕还有节外生枝的顾忌。于是从这三句备忘所衍生出来的做法是：先将这八千人打散，分别隶属廖、王、霍三个不同的军。再密令各军长分别将麾下这二三千人派属不同师部队或者独立旅。其殊途而同归者仅一点：他们全数派赴刘家行、高桥以迄于罗店这一条公路上的最前线。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国军第七十七师正面的万桥严家大宅为日军第三师团藤田进之部所突破。十月一日，日军再兵分三路，往东南、正南与西北分别挺袭。其中东南向出击的一支打下刘家行阵地。仅此两日之间，老漕帮光棍几乎全数阵亡。可又如何得知这些光棍几乎全数阵亡呢？
原来老漕帮八千壮勇虽然拆散，各人早领有万老爷子旨谕：从戎之后，无论人如何编制部署，仍须有一辨识光棍的认记，以便相互照应。可八千人数量虽说不小，一旦穿上制服、混编在十万大军之中，哪里还能彼此说长道短、盘东问西呢？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偏逢着当时国军武装并未齐备的阶段，各军连雨衣都无力置备，是以投军人丁皆须随身自备雨伞。老漕帮这些精丁入伍之前，便皆购置了同一伞号的油纸伞。这伞号叫“老顺兴”，本是帮中的一爿物业。此店所制之伞伞头特粗，伞皮近外缘处有一圈朱漆。为了表示响应漕帮投军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