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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灾难仅止于此，笔者或许仍未警惕醒悟，然而一九六五年八月荷塘之会的那个夜里，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世人皆讳莫如深，真相亦云山雾沼，我等亡命天涯老儿，各自寻绎多方，可憾亦复可恨的是：耄耋之人，筋衰骨弱，智竭力穷，是不是能够在大限之前，觅得一个水落石出的究竟？是不是能够以风中残蜡的余光，照亮几许幽深黑暗的角落？这确确是笔者殷殷切盼的。汪家医是不是能够避祸脱险，得一妙手而传、而兴、而淑世救人，则更是笔者残朽的、破败的一个梦了。”
汪勋如的这本书就终结在这样一段充满懊恼、怨恨和无奈意绪的文字上。阖上书本的那个刹那，我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胸腔之间壅塞着一大块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像是团吸饱了浓汁稠液的海绵罢？这是不知多少年来我真正读完的第一本书。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尝到这种滋味了，是以必须坦白地说：读完一本书——也就是一点儿也不躲藏逃避地理解了某一个世界、一个完完整整的世界，于我而言的确是感触良深的。打个比方来说，它似乎使我看清楚自己的两只脚丫子所站住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如此清晰、确定。我由是毫不迟疑地相信了一点什么。
在我深深地叹了一口大气的那时刻，胸口的海绵饱满充涨，但是我必须这样说：我是十分十分之感动，而且可谓前所未有地感动着了。汪勋如让我进入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那里善恶分明、是非判然，犹如我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所读到的一些童话——王子杀掉巫婆、拯救公主，骑士屠戮恶龙、保全国王和王后……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里，天地会就是巫婆或恶龙，汪家医和汪家医的秘笈《吕氏铜人簿》就是国王、王后或公主，至于王子、骑士，大约就是那个“笔者”了。他并没有说清楚：究竟对巫婆、恶龙所展开的斗争结果如何？但是，恐怕正因为没有结果，才使我胸口郁结起那么沉重的一块东西罢？换言之，汪勋如以“笔者”尚未完成的一个旅程，向我展示了某种带有悲凉况味的追寻罢？可以这么说的。日后我再回想起重返青年公园，读完多少年来第一次读完的一本书的时刻，常会觉得讽刺：我一直在逃避着读完任何一本书，以免对那书作了结论，有了定见——一如老鼠被捕鼠器夹住了尾巴——然而我不知不觉而终卷完篇的这本书却是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它拥有一个开放的结局，读者定然会问，“笔者”后来怎样了？他找到合适的传人了吗？他逃脱天地会党人的迫害了吗？他揭发了那些利用人们健忘的特质而分别制造看似毫不相关的灾难以达成其摧毁某一世界的目的之阴谋者了吗？带着这些疑问，我将书卷起，收进口袋，走出凉亭，步入渐渐下大的雨阵之中，开始想念起汪勋如这个我从来不曾认识的陌生生命。
27 拼图板上的一些问号
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疑问。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发行者：汪勋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八——二号／办事处：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内政部”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四号／一九六六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高阳谢世。七月十三日，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发酵作祟着了，我对汪著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质言之，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自杀案、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儿”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也就是“有时一两个”、“有时五六个”的数目，似与“我等”（而非“我”）暗合。孙小六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住”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吕氏铜人簿》的医道口诀，则必须是一九六七、六八年间的事。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发生“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事件之后，汪勋如写下了这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至少这本书（于一九六六年一月）脱稿出版之前，汪勋如尚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并未见诸是书文字。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公然贩售于市，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行销这条管道——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他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而后雇请纵火专家，出手处置。这是有其可能性的。
高阳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一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书、装帧成什么德行、写了些什么内容、提倡了些什么想法，只有“一个鬼东西”是完全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一本书印出来的那个日期，就宣示了此书“再无其他可能”。换言之，出版日期是一本书最笃定也唯一笃定的内容。除此之外，一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着这个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书从先前撕破了的包裹里一一取出，细细翻看。我赫然发现：除了《神医妙画方凤梧》书末全无出版单位、日期，而仅只印以“著者自刊”和“总经销：人文书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字样之外，另外五本书都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出版的，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为止。其中《食德与画品》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出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七月。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引人想像的关节：第一，《神医妙画方凤梧》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写成的——因为著者万砚方死于是年是月。但是高阳所给我的这个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六五年十二月人文自售”。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起码这个本子的《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是在作者死后三到四个月才由人文书店自售问世的。这样一行小字所标示者非徒此也——试想，总经销的单位自售其书于门市，而非经由中盘商、书店，层层辗转的系统，则表示此书应该不是一本旧书——或称“回头书”、“风渍书”——这标示乃是总经销为区别于经由正常发行管道而贩售者，它可能比较便宜，但不意味着品质不好，之所以打印言明自售，也是为了明确限制这样的书不该出现在一般书店之中。
倘若这个推测成立，则这七本书上市的先后次序不意却正是多年前我在三民书局之中浏览它们的顺序，这一点有什么意义我还不敢说。然而就在翻看这七本书出版日期的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这七本书的总经销都是同一家：人文书店。
此外——不知是否出于我主观的附会——由于一九六七、七二和七七年这三年之间各相隔五年之久，我便不停地在想：什么事情是每隔五年发生一次的？以及什么状况之下会使得这七本书中的后四本要每隔五年才能出版其一？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问题，可是，它也像我经常打的一个可以名之为“皮下痒”的譬喻那样，暗暗搔动着我：五年。每隔五年发生一次。五年一本书……
我于是干脆把这七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年月依次列了一张表，抄写在书卡上：
〖《食德与画品》 魏谊正 1965。11
《神医妙画方凤梧》 万砚方 1965。12（上市时作者已殁）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 汪勋如 1965。1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 陈秀美（疑为钱静农化名） 1967。1
《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 陶带文（即李绶武之化名） 1972。1
《七海惊雷》 飘花令主 1977。1
《奇门遁甲术概要》 赵太初 1977。7〗
之后，我又在书卡上端写了斗大的“人文书店”四字，并附上了这书店的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
反复读着这张卡片，我的思绪非但不曾变得清晰，却越来越糊涂了。窗外的雨势倾江倒海似的浇注下来，天色在不知不觉间益发昏暗——而我，或许是由于一直在缓缓沉入阴暗的过程之中，是以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直到“咔”的一声，室内灯光乍亮，我才犹似惊梦乍醒一般打了个哆嗦，发现午睡刚醒的家父站在卧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口上，他捧了杯显然已经只剩茶叶渣子的茶水，问道：“看书怎么不开灯？”
我说没有看书，在看卡片。他说有什么分别？然后迈步去给茶叶冲水。这我才忽地想到：这老人已经从“国防部”退下来好几年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看报、剪贴（如果有的话）我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装帧成册，然后等邮差来收挂号信（如果有的话），跑邮局、存汇票，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吃午饭了。饭后他会趁晴天去打个网球，趁雨天睡个午觉，阴天就抱个球拍犹豫着该打球还是睡觉。生命中已经没什么太大不了的决定——他已经完全从古人的战场上撤退下来了。
家父在冲他那杯已经冲不出多少颜色来的茶水的时刻，我随手将先前抄出的那张卡片扔在几子上，被一个念头如此打搅：我怎么还是离不开这里。而家父则十分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