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哪里有这么多讲究！”
恰好这个时候，从外面跑进来几个人大的学生，一人举着一张当天的《北京青年报》——那上面有巨幅的被毁大使馆的照片。这几个人在NIKE、匡威这些牌子的展柜前分别站好，也不说话，一脸的坚定。甚至于，还有一个学生走过来对我说：“同学，请抵制美货！”
于是，我只好和微微一起，忍着笑把销售小条还给NIKE的销售员，当时，那个销售小姐也忍不住笑了，她一定也觉得这事特别好玩。后来我们买了李宁牌的篮球鞋，两双鞋样子一样，白色的，一双男款一双女款。我对微微小巧玲珑的脚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脚如此小，只有我那个大脚丫的三分之二。
我们从利生出来，大街上出现了好多举条幅的学生，他们站在各个专卖店的门口，有的人还穿着用红墨水写的“打倒美帝”的衣服。他们似乎不止抵制美货，nokia和爱立信的手机柜台也站着他们的人，最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这样的：在真维丝门口（真维丝是美国的？），两个手举《北京青年报》的学生分列门口两侧，他们头上扎着头带，上书革命标语，像两位尽忠职守的门神。而真维丝的店员们像往常一样，卖力地冲着马路上的行人说：“欢迎您进来随便看看！……”
我觉得这情景真是有意思得不行——多好啊！他们各自干各自的事，互不打搅，并且全都拥有坚定的信念。
后来，我们骑着自行车往回走，路过二环路时，正赶上清华的学生沿路示威，据说游行的目标是美国大使馆。我们被堵在安定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看着学生的游行队伍，给学生们鼓掌，气氛特别热烈。大约十分钟之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路口，我和微微也骑上车继续走。
我们一路上聊一些和这事有关的话题，后来微微对我说：“你对这事的热情好象不高？”
我说：“没有啊，我挺关心的。”
“那你干嘛不和他们一起去？”
“去示威？”
“对啊，去示威！”
那天是事发的第二天，新闻联播还没有报道过学生示威的镜头，也就是说，政府还没有对学生这一举动的性质表态，所以我有点心虚。微微看着我说：“你去么？”
我问微微：“你要去？”
微微点点头说：“你去我就去。”
“我要是不去呢？”
微微想了一下说：“那我也去。”
这样，我就和微微一起去了。
微微对这种事的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把车骑到东直门一带，然后跟着清华的队伍走。天气有点热，我们走一会儿跑一会儿，路过一家肯德基，服务员小姐正在擦洗门框，队伍前面领头的学生喊：“抵制美货！”
我们就跟着喊：“抵制美货！”
这一喊声镇云霄，把那两个服务员小姐吓回店里去了。一路上还有新闻记者和老外蹲着或者站着照相，路过他们时，我们都特别激动，扯直了嗓子喊口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旦容入这些疯狂的家伙中间，我也变得疯狂起来，投入程度无以复加。那感觉就像参加锐舞PARTY或者上酒桌一样。
我们一路喊口号，到了英国大使馆，有人往里面扔砖头。这时候，忽然来了好多警察。我们看着那些警察远远地跑过来，每个条子腰里都带着警棍。我开始紧张了，微微也一样，她攥着我的手，我们看着那些条子跑过来，我都能幻想出制暴警察（在咱们中国叫武警），制伏暴徒（也就是我们）的情景。这时候前面喊口号的那个家伙也沉默了，他站在队伍最前面，酝酿了一会儿，忽然高举起右臂，大声喊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最逗的是，好多人真跟着他喊了，说实话，我也差点喊出来。
还是我旁边的一个大姐比较牛逼，她很大声地骂前面那个人，说：“XX！你丫傻逼啊！”
（）
我们都回头去看那个临危不乱的大姐，说真的，虽然我记不清她的长相，不过我肯定她是个大美女，简直魅力无穷。等我们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些警察已经开始分列马路两侧了——原来政府不反对我们游行，这教我塌实了不少。
后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越走人越多，越走越堵塞得厉害，简直就是就是人山人海，各高校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像潮水似的蠕动，比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还热闹。警察和武警分两排站在道路两侧，规范出游行路线，我们老老实实地沿着路线挪动，跟小时候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一样。
清华的游行队伍被堵住动不了，我和微微就跑出来，想方设法往前挤。美国大使馆那一条街，被各大院校和群众塞得满满当当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堵在一起，连上下班高峰时的公共汽车也没有这么挤过。到处都是旗帜和标语，墙上贴着，树上也挂着，有人举着《北青报》配发的巨幅图片站着，什么也不说。
大使馆门口的灯全被打碎了，大使馆的玻璃也是，没有一块完整的。可乐瓶子，砖头、石块，有时候还有墨水瓶子，这些东西像打雪仗似的飞进院里去，墙上到处都斑班驳驳的，就像长满了雀斑。人们嚷嚷着，说要美国大使馆降半旗。北大的人拉着横幅站成一排喊口号，那架式很激动人心，他们的头上扎着布条，每个人都跟崔健似的。
美国人停在使馆院子里的汽车也报废了，如果有人能找到一块够大的石头，他周围的人会说：“让开让开……”。大家给他圈出一块空间，那个人就利用这空间把石头扔出去，如果能砸坏什么东西，人群就会爆发出一阵喝彩。
我们还看到一个美国的年轻人，这家伙竟然从使馆里走出来，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我真佩服他的勇气。在这美国小子的前面，有个中国小妞给他开路，看样子挺漂亮，可能是翻译，教人让路的时候时不时夹杂几句英文——“哦，shit！让让路。”
那美国小子走过去的时候，有人提醒大家：“不能打，不能打。”等那小子走过去了，又有一些人明白过来，再次提醒大家：“打他，打死他！”而且确实有些人追过去。
有些家伙企图阻止追过去的人，可惜不太成功，追过去的人太多，拦不过来，那个时候人们都跟疯了似的，好象没什么理智。
后来，我们路过古巴大使馆，那里的工作人员都很愉快，他们站在阳台上，携妻带子地向游行队伍招手，人群报以热烈掌声，还有人喊——“古巴人民万岁！”
我们出了秀水街，我说饿了，去吃麦当劳。临要进去了才想起来，麦当劳也是美国人开的——真是扫兴。没办法，我们只好在路边找了个朝鲜人开的面馆，一人要了一份冷面。
闹吧闹吧祁又一
是的，那个时候我瞧不起微微对这个事件的热情，我认为这事并不怎么光彩。吃面的时候，微微很高兴，她对我说，她参加了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回学校以后要组织更多人来——事实上，她确实这样做了。微微这么做未必有错，可是在我心中这可不是有关微微的好回忆。
微微的英语成绩非常好，那个时候，微微正在准备考托福，我经常看见她抱着一本托福的词典，唧唧喳喳念个不停。可是现在，微微坐在我对面，一边吃朝鲜冷面一边讲她的感受，还指责我在这件事上热情不高。——天大的冤枉！我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幼稚的理想，那就是“用文学救中国”！——不许笑，谁也不许笑！这事说出来令人难堪，让我脸红，可它曾经是我坚信不移的信念，当时我认为这事既可行又有必要——当然，以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事恐怕既不可行又没必要。
总之，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家伙，虽然比较傻，可激｜情和理想还是有的。微微的指责令我伤心，我当时比较孤芳自赏，我认为微微不了解我。
于是，我们就吵了一架——一开始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后来变成｜人身攻击。微微说我自高自大，我说微微无知；微微说我那点所谓的理想永远不可能成功，我说：“是么？在我成功前有一件事情必须做，那就是把侮辱我的家伙一脚踢开！”
微微拿起她的书包站起来，微微生气了，她看着我说：“齐天，去救你的中国吧！”
微微走到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那辆出租车掉头，拐入长安街，然后像掉进亚马孙丛林的虫子一样消失了。我能猜到，微微肯定是回东直门拿自行车——我们的自行车都在那里。
我站起来，也想打一辆车直奔东直门，可是付钱的时候，发现裤兜里的纸币只剩下十五块钱了。付过钱从朝鲜面馆出来，我数了数，钱包里的全部资金总计1元5角——有五毛钱的硬币。
于是，我只好拎着我们新买的鞋一路走回去。我从秀水街沿着二环往北走，一路上尘土飞扬，偶尔有送游行学生回学校的大客车驶过。这一天里，我走了太多的路，双腿酸软，我已经很累了。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无比恶劣，并且越走越恶劣，等我终于走到东直门的时候，我已经认定，这都是微微的错。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翻翻我以前的日记就会知道，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大吵两次架，闹得要死要活的，小吵就更不记其数了。
我想，我可能是厌烦了。那大概是六月间的事，那天下午在学校，她告诉我说，胡平又找她谈话了，当时微微笑着告诉我说：“胡老师说快高三了，让我和你保持距离。”
我说：“是么，胡平说得挺有道理。”
微微说：“你说，咱俩保持多远距离合适？”
“不知道。”
微微比画着，她把双臂伸直，她说：“这么远？——还是……”她把下巴枕在我肩上，她说：“还是这么远？”
我说：“别闹了，人家看着呢。”
微微说：“呦，你这小流氓还知道害羞哪！”她用手掐我的脸说：“瞅瞅，就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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