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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原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这种情势在清朝，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的三重关系。由于清王朝前期的强盛，使周边各国的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受清王朝的册封，向清王朝纳贡，成为藩属国。
对于藩属国以外的各国，包括英国等西方国家，清朝一概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三国，分别被称为“夷”、“夷”、“咪夷”。根据传统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非朝贡国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只与它们有通商关系。由此，清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是“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用当时人的语言，即所谓“敌国”。清政府也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其事务扩展至俄罗斯、廓尔喀，在清朝皇帝的眼中，这些国家似乎是藩部的延伸。乾隆末年、嘉庆末年的英使马戛尔尼（）、阿美士德（）来华，清政府依其惯例，当作“贡使”来接待，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里似乎说得远了一些，但要真正了解咸丰帝的真实思想，却又是不可缺少的背景材料。
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仅仅做了一些修补：他让两广总督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这既避免了中央朝廷直接与不肯朝贡的外国打交道时的难堪，也避免了外国与礼部或理藩院交涉时可能会引起的不快。而且“五口通商”的字样，也反映出道光帝力图将与西方各国本应多样化的关系，限制为“通商”一项，区域上又限制于“五口”。时代变了，清朝面对的外部世界不同了，但统治集团的观念依旧不变。咸丰帝比起他的父祖辈，在观念上没有进步。如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我在前面提到的咸丰帝那些让今人不可思议的举措，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既然中国大皇帝“君临万国”，那么广东的团练与英法军的交战，当然可以由大皇帝所派官员出面调停。既然“天子”为“天下共主”，那么英、法等国的地位不会高于“天朝”的一个省，广东省与英、法交战，江苏省与英、法交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就是咸丰帝轻易允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也可以用传统的观念解释成为“天朝”大皇帝“怀柔远人”而施予的“恩惠”，咸丰帝也不会因此而感到过多的痛苦。公使驻京，则不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概念，须分清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即使出现了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那也必各自称“正统”，视对方为“贼”，表现出“汉贼不两立”的气派。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5）
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苏秦、张仪、晏婴等有名的外交使节，但办理的都是诸侯之间的外交，并且是为解决危局而临时派出的差使；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模式的“常驻使节”，当时的中国人甚至没有这种概念，因为这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国家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人质。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咸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辱，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涉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礼”的准确含义在今日已无对应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
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宗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三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是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污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这样的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
“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放胆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思想的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图谋叛逆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中英条约规定，清政府应派出官员至上海与英方谈判修订关税则例，降低关税；法国、美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也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二是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美国援引最惠国条款，也要求在北京换约。前者使咸丰帝萌生一线挽回权益之念；后者埋下了一颗炸弹。 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授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国等国谈判修订关税则例。桂良在英法联军退出津沽地区后，回京向咸丰帝请训。咸丰帝当面布置了上海谈判的机宜。桂良等人到达上海后，首先向英、法使节宣布大皇帝的“新恩”——全免一切海关关税，鸦片开禁合法输入，让“各夷感服”，然后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天津条约》载明的条款。“夷”人最嗜利，唯有以利诱之。有如此获利无穷的浩荡皇恩必起震撼性的惊喜作用，那些视利如命的夷人岂能不感恩戴德。在此气氛下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退一步说，一切争端的根子还不是为了利，有此恩惠，争端自然消弭，“夷”人也不必一次次北上天津诉说冤屈，公使就没有必要驻在北京。咸丰帝显然对他的这一计谋非常得意，宣称“此为一劳永逸之计”。
为了消除政治上的祸害，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咸丰帝是不在乎的。君子讲究的是“义”，只有小人才注重“利”呢。这真是惊人的误国之举！咸丰帝竟然以现实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他心目中最大的“国家利益”！未遵君令擅自签订载明公使驻京条约的桂良等人，很可能在面聆圣训时便对咸丰帝的主张不以为然，但他已是待罪之身，又怎敢公然当面顶撞？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先期南下的京官口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觉得兹事体大，便冒着抗旨的风险，立即上奏：轻改条约，必起风澜；关税决不可免。他还指望从上海的关税中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呢。桂良等人到上海后，也与何桂清进行了商议，同样出奏抗旨，宣称免税只不过是让商人得利，若以此来罢《天津条约》，势不可行。尤其是先宣布免税，再谈修改条约，很可能税是免了，而条约则改不成。咸丰帝收到这两份奏折，依旧固执己见，下旨命桂良、何桂清仍按在北京面授的机宜办理。桂良等人亦一再上奏陈述理由。至10月18日，咸丰帝终于同意不谈免税之事，却又发下一道严旨，命桂良等人“激发天良，力图补救”，将《天津条约》内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赔款付清前由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四项规定，一概取消，否则“自问当得何罪”！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6）
相对于当今动辄经年累月的关税谈判，在上海进行的关税交涉，进展可谓神速。自10月14日开始，至11月8日，桂良与英、美签订了《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11月24日，桂良又与法方签订《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这三项条约明确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并规定只需付的子口税，外国货物即可转运内地而不抽税（中国货物却要受厘金之累）；鸦片每百斤纳税银30两，即可合法进口（条约中写作障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