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与原违，那天她也按捺不住思念，给我打了一个传呼。
当时我正在猛追湾游泳，提上裤子后才发现她打过传呼，回电过去的时候她已不在电话旁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威严的中年男人——正是她父亲。
事后周家梅告诉我，她没有交待全部“犯罪事实”，她说：“要是我妈知道了我们已经同居奸淫，一定会把我撕烂了扔到嘉陵江喂鱼。”
她说后面一句话是她母亲的原话。
周家梅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干部家庭里，尤其他父亲，作为一个有一定职权的政府官员，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和一个脱离了组织、没有正当职业的男人在一起“鬼混”。“下海”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概念。
周家梅只好说，回成都后再也不和我交往，毕业后一回重庆就不和我有任何联系。
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有偷看女儿日记的习惯，在她的日记本中，母亲发现了夹着的几页纸，正是我“抄”给她的情诗。
这时候她再怎么抵赖也没有用，周家梅交待了我们恋爱的事实，她承认我们的确“拉过两下手”，然后在父母面前哀求，说我明年就可以考研究生，说可以通过她父亲的关系从汶川调我到重庆工作。
但他父亲仔细看了看这些情诗后，更是勃然大怒、火冒三丈，他说：“一个男人的书法写得这么臭，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男人。”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官员的水平，在电脑普及以前，他们选择秘书首先要看他的字写得好不好。秘书在中国一直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出身于秘书的官员有很多，以至于现在很多官员最后都成为了书法家，在各大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留下了他们的墨宝。
后来，周家梅打算以自杀相逼，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我就死给他们看。”
但比较可悲的是，她母亲先于她“自杀未遂”。
他父亲在母校的病床悲愤地说，如果周家梅再和我来往，马上断绝父女关系。
在电话里周家梅说她每天以泪洗面，说她想马上见到我。
我更加无心工作，买了张火车票，第二天就到了重庆。
在上清寺一个招待所里，她利用买菜的机会偷偷跑出来和我幽会了一次。
我鼓励她离家出走，我马上去买两张火车票。说好晚上十点钟在两路口火车站入站口不见不散。
晚上，我站在入站口望眼欲穿，十点过了一刻，她还没有出现。
我想起了当年的王建南和沈秋，他们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身上重演？在火车站入站口的人流中，我仔细地辨认着每一个女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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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凡是往成都去的年轻女人都比较漂亮，好几次我差点认错了人。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外地人总认为成都美女多，其实成都自古以来就是移民城市，长期以来，在巴山蜀水之间、以及雪山高原下孕育的川妹子，她们中很多优秀女子都爱往成都跑。计划经济时代，成都是重庆的省府，往成都移民的重庆女人一般都比较漂亮，于是，发源于重庆的“粉子”这个词，也随她们到了成都。
终于看见周家梅忽忙的身影，她的目光也在人流中搜寻。一看见我，她欣喜若狂地迎了来，重庆的夏天热得我们像两堆胶水，身上的皮肤马上就粘乎乎地贴在了一起。
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她像刚刚放学的孩子，把所有的压力和威胁忘在了九天云外。
在火车上每一个可以避人耳目的角落，在每一个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都留下了我们偷尝禁果的甜蜜。在我多年后的记忆中，火车上暧昧的灯光，就是情欲的色彩，车厢里周家梅身上的体味和她头上皂角洗发水的气味，就是我初恋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周家梅和我终于到了的成都。
后来我和周家梅吵吵闹闹，但最终走到一起同居时，我对她的父母其实充满了感激，正是在他们的压力之下，反而激发了周家梅少女时代被压抑的激情，让我们的感情在逆境中更为炽烈。
我后来经常想，假如她的父母不这样逼迫，我们的感情也许会更早的无疾而终、一拍两散。毕竟，不管在成都，还是在重庆，追求周家梅的男人一直不少。
人们都说，来之不易的感情更值得珍惜，但为什么现在周家梅就不珍惜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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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梅从家里私奔出来后，我陋屋藏娇。和她过起了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家庭生活。
分手后，每当我回首这段往事，我常常期望那个夏天永远停留，再也不要流逝。
我曾经以为未来会更好：更富有、更有成就以及更多美女，但我现在才知道，最好的总是在过去。过去我坚信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句话放在爱情领域就很值得怀疑。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口袋里的钱很少超过100元，但我感觉特别富有，除了爱情我还有传呼机。
其实有了爱情就够了，周家梅身上还保留着80年代一些传统女性的特征。当她们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们会像狗一样的忠诚和谦卑，当男人宠她们的时候，她们却像猫一样的神秘莫测。
每天早上，当我准备出门跑业务的时候，皮鞋已经擦得锃亮，正摆在门口，她仔细仔细地帮我系上领带，蹲下身子一丝不苟地帮我系紧鞋带。每天黄昏，当我骑车回家的时候，她已在二楼废弃的露台上眺望，当看见我飞奔的自行车在草丛里穿行，她像春天的燕子一样舞动着翅膀奔下楼来。
我们爱得没有逻辑，也无所谓禁忌，我们都相信，只要是为了对方的快乐，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如今时过境迁，当我有了更多的感情阅历之后，我才发现，当年对女人的了解其实很肤浅，对那段初恋的理解也很幼稚。后来我知道，女人在性方面的禁忌如此之多，各不相同。她们在每一次和男人的性游戏中，都会根据这场游戏所需要的投入程度而选择不同的禁忌。
比如说三陪小姐的乳房可以乱摸，嘴唇却不能乱碰。而卖淫女更不会让嫖客吻她们的嘴唇，那是为自己未来的男友或者丈夫准备的蜜和奶。
当然最普遍的禁忌总是相同的，但也有很多例外，比如一些三陪小姐绝不和男人“Blowjob”，也可能正好相反，以前我在一本外国历史书里读到，有些法国妓女结婚的时候还是真正的处女，这件事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终于明白其中奥妙。
即使旧社会女人骂街所用的最极端的脏话“开三嘴行婊子”，我想也一样有自己的禁忌。
还有一些事更让我莫名奇妙。记得去年春天，我绕上了一个可以经常偷情的少妇，每次做爱时她极其疯狂。我当时激动地说：“你可能是武侯区第一淫妇。”
但有一次事后，我们走出宾馆时，我试图拉住她的手，她躲开了，再试还是一样，我以为她是怕别人看见，后来我们一起看电影，黑暗中我再次握她的手，她还像往常一样坚决抗拒。
为什么一个女人可以让男人在她的床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但让男人拉一下手却这么警惕。我问她原因，她说：“我不习惯！”
也许在她看来，两手紧握所形成的某种关系，比任何做爱的方式都更色情、更亲密。此后，虽然她很快就另寻新欢，但我依然对她十分尊敬和怀念。
回忆过去我常常惭愧无比，当我自以为得到了某个女人的时候，真像一个傻B。我估计，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男人其实永远也没有得到某个女人，甚至包括他目前的妻子。所谓世事无常，也许只有当两人白发苍苍，一起回首人生的时候，才有信心彼此说出这样的话。
想起周家梅最终和我分手，我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被爱无常而短暂。这样看来，我再去追问王建南和沈秋当年的事显得毫无意义。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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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灿烂的夏天过去之后，我再也没给周家梅抄过王建南的情诗。如今，爱情与诗歌都已成遥远的回忆。
当时，我不失时机地告诉周家梅，我以后再不写诗，诗歌不能当饭吃，广告更重要，广告是诗歌事业在现实社会的延续，是更有价值的追求，祖国需要广告！
爱情也需要广告，两年之后，正是因为我在广告行业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周家梅的父母才终于默认了我们的关系。
周家梅大学毕业的时候，托他父亲的鸿福，她被分配到了重庆市委下属的一个机关单位。
她父亲以为，现在我们两个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社会闲杂，分手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父母相信，只要两个人不常在一起，感情渐渐就淡了。于是每个周末，周家梅几乎被软禁了起来，只能呆在家里不准出门。
从此我们川东川西、牛郎织女，思念之苦几乎要让我们发狂。
那两年的经商狂潮依然席卷着所有中国人，每个人都在为这些东西发疯：君子兰、房地产、股票、项目、招商、开发、融资——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在向往着到南方去，到沿海去。
很多次，周家梅在电话里向我苦苦哀求，让我带她一起远走高飞，到深圳，到海南，到北海，到任何一个可以容得下我们爱情的地方。
但这个时候，王建南从北京回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正等待着我们。
王建南一回来，就被他朋友拉到了一家名为英豪科技开发公司做办公室主任，公司有一个前景十分诱人的项目正在招商，我马上离开广告公司加盟了英豪。
这个项目就是“用大粪制造香料”，当年的很多商界人士现在还可能记得，这项目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古典哲学和辨证法：由于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美和丑，高和矮、香和臭——所谓物极必反，臭到极点就可以转化为香。最臭的莫过于人的阿堵物，所以，从大粪里提取香料是完全科学的。
英豪公司在一个郊县搞了一次招股投资说明会，老总的演讲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