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如今看来，孙先生当年的想法，不止幼稚，而且可笑。但是同盟会上下，当局者迷，或者说是历史的局限，多是支持孙先生的论调。
人人侧目于李想的危言耸听，他们不承认，但也不反驳。在座的人，都是当世俊杰，或许在心里早就感觉到了这个来日大敌的存在，只是下意识的在面对恐惧事物时的回避而已。如今再想想，日本自甲午之后，日本依旧在拼命的添船购炮，在东亚之地更是能够与老毛子，与花旗国一争长短。一个鼻屎大的岛国，要如此庞大的陆海军干神马？一旦撕开日本人谦恭和逊的外表，终于看清了藏在其背后的军国主义危险的獠牙。所有人不禁一身的冷汗。
宋教仁沉吟良久，便问道：“日本对华之绝密政策，你好像很了解？有何证据？”
聚焦大厅所有的目光，李想迟迟疑疑看着宋教仁，一下子变成了哑巴。当代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个年代却行不通，他们没有经历那一场几乎亡国灭种的灾难。他怎么说？说：一九三七年啊，日本就进了中原啊！先打开山海关，后打到卢沟桥……他们肯定又会认为他发狂发疯了。
一转眼，看到宋教仁略带玩味的微笑，李想忽然有倔强冲动不已，一直讨好他，却一直被他看不起，他火了！一拍桌子，站起长笑一声，道：“日本对华之一贯政策，为煽动内乱，破坏中国之统一。同盟会之排满革命，日本实援助之，助款济械，历有年所。然彼非同情中国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国长久分裂，自相残杀，彼可坐收渔人之利。”
“还真像有这么一回事。”陈作新率先站出来同意，“国家之间，从来只有利益，没有道义。”
李想吁了一口气，对陈作新道：“然也。日本一面援助孙先生黄先生，一面又帮助满清反抗民党，而彼于首鼠两端之际，各取得其操纵与干涉之代价焉。”
李想这样一说，同盟会党员们都坐不住了，这不是说同盟会被日本当枪使？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流血流汗，被李想一句话给否定了，谁受得了？除了这个狂放不羁的陈作新之外。
谭人风起身，坐到李想的对面，又叫小二沏过两碗茶来，苦笑道，“同盟会在海外并不受人待见，也只有日本对同盟会还算照顾。而在国内，我们更是难以立足。如果拒绝日本的友谊，同盟会将来的路又该怎么走？还请李先生不吝赐教。”
“我哪敢赐教，只是提点意见。”李想自嘲地笑道，还有点自得，“我不是什么先生，是个革命热血青年！”
李想绕场而走，一手指天，“路在脚下，何必抬头看天。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农民是中国最庞大的阶级。我们要深入群众，发动人民群众，需求阶级的力量，打一场人民的战争！”
宋教仁诧异地问道：“人民战争？”
“对，人民战争！革命绝不是某个英雄的流血牺牲可以完成的伟业。”李想苦笑，如今说这个话好像太早了，谁能了解？他不禁有些高处不胜寒。超越他们一个世纪的智慧，也是一种烦恼。
宋教仁等沉吟不已，姜守旦却兴奋不已，大笑道：“先生说的人民战争不就是农民起义。我们发动萍浏醴三乡举义，定能一举推翻满清爆政，兴汉灭满，铲富填贫！”
姜守旦江湖气息不减。
“啊？”李想万想不到他如此自信，倒觉不安，农民起义和人民战争的区别可大了，而且萍浏醴起义是失败了，但又说不出所以然，便问道：“你们准备今年萍浏醴举义？”
宋教仁等脸色大变，这件大事怎么抖出来了。
宋教仁看了一眼谭人凤，事已至此，也没有遮掩的必要。
“正是。”宋教仁一脸凝重的道：“中国中部初春连日降雨，凶荒大灾以显。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及四川东南部，即扬子江上流沿岸，皆陷于饥馑。该地工人因受米贵减工之打击，我们决定，由萍乡矿工首先发难，四处徒党起而应之！党军分三大股：在萍乡起义者多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洪福齐天即洪江会党。每股约万人，以浏阳一股为主力，督师者为龚春台同志。浏阳党军于二十二、三等日发难于文家市、牛石岭、永和市、红绫铺、官庄等处。占领南街市、西乡、潭塘、高址、官眼、大光洞诸地。与萍乡上栗市、案山关等处党军相策应。”
这是他们此次举义的革命军略，李想竖起耳朵听，一字不漏。虽然经常逛军事论坛，但也不可能凭他几句抽象的论叙就找出他们计划的漏洞，但是历史也早就证明他们此次举义失败告终。
“纸上谈兵！”李想只有拿出这句万金油的论调。
虽然李想并无恶意，但是宋教仁实在受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冷嘲热讽，便冷笑道：“请先生指点。”
李想他虽然不专业，但是胡扯的本事在军事论坛也是很猖狂的，不禁一笑，便道：“革命战略，本拨分三路进兵：一据浏阳、醴陵，进攻湘垣；一据萍乡之安源路矿为根据地；一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诸郡以进取江南。及萍乡一军先期发难，浏阳、醴陵继之。其指挥军队者皆会党渠魁，未有军事学识，故发难后虽能击败清军，而不能占据县城；且枪法虽工，而人自为战。清军则素有训练，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派来湖北新军步兵四大队及炮兵一中队。此即日前参预大操之新式陆军，为清国陆军中最精锐之兵。故党军终非其敌。更有会党和同盟会联盟，看似实力大涨，实与平民革命之精神抵触，此次革命军之宗旨，未免复杂不纯，是亦失败之一因也。”
不得不承认，李想点到他们痛处。
姜守旦不同意了，道：“革命军之宗旨，未免复杂不纯，不可能！我们檄告天下，并出布告晓谕民众，正是凝聚民心，统一革命宗旨。”
姜守旦说着，从袖子抽出几张文稿。
李想抖开一看，扉叶几个大字：
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次丙午十月吉日……
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挞伐！
鞑虏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鞑虏五百余万之众，不农不工，不商不贾，坐食我汉人之膏血，三大罪也。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制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鞑虏久失威信于外人，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鞑虏为借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邻邦，七大罪也。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鞑虏于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款中止，而宫中宴饮，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鞑虏假颁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
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用申大义，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十大罪，搞得像隋唐英雄瓦岗举义，弄得李想哭笑不得。
“如何？”姜守旦急切的问道。他现在对李军事的建议很在意。
李想直摇头，本不想说，但想起即将上演的血流成河的画面，还是说了，“说句动摇军心的话，此事难成，你们最好取消此次行动。”
“什么！”姜守旦不敢相信的问道，“什么？”
李想盯着宋教仁，意味深长地说道：“信我的，时机未到，你们没有成功的可能。”
这话说出，有人要疑心是清廷密探他也管不了。
宋教仁吃惊地抬起头来，李想说得这样肯定，真是让他捉摸不定，想了想笑道：“革命未有不流血的，举义总是冒着绝大风险，这不是我们退缩的理由。我们不怕流血失败，即使失败，也是对中国民众的一次震撼，惊醒还在沉睡的中国民众，直到把全中国民众惊醒。”
“正是！”大厅里众人齐声附和。
这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应有的气魄，如大海一样辽阔。
“唔。”李想若有所思地笑笑，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百死不挠。无数的鲜血和牺牲，才造就1911武昌举义，在中国的腹心地区，革命军打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对清王朝的突破性一击，进而在全国点燃了革命和独立的燎原烈火，最终迫使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无量金钱武林血，这才是革命！
他所等待1911的时机，是一个流言在新军造就的偶然，也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堆积的必然。这样的历史因果，李想无力改变。
李想知道再劝无用，也不想再劝。
李想能够预言到风云将要突变，历史早已经这样写，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但自己的主张又不为宋教仁、谭人风等决策者接受。
他走出大厅，独自徘徊在黄鹤楼五楼的廊外。面对滔滔长江，把栏杆拍遍，无法表达他内心的忧虑。突然想起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毛委员同志的主张未能得到中共的理解，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是那年的春季，独自徘徊在黄鹤楼，填写了《菩萨蛮·黄鹤楼》，以舒胸意。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