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笑道：“刚才有人告诉我，李疯子同章疯子大做其诗，大填其词，一唱一和，热闹得不得了。”
袁世凯一惊，问道：“他说什么？要检查！”
“是这样的。”杨度道：“他们见面了。章疯子问道：李先生在这许多年间，还做不做诗，填不填词呢？李疯子笑着说：有空的时候还是做了些，最近的一首词是《雪》，词牌是《沁园春》。章疯子一听大乐，请他马上写下。李疯子当众挥毫，这么着，他便写下来了。”
袁世凯似懂非懂，只是说：“我不管他写了些什么，不过内容如果是造反的，那不行。”
“你问问罢，”杨度把这件差使推给了雷震春：“雷将军也知道这件事的。”
“你知道？”袁世凯扭头问道。“李疯子写了什么诗？”
“我知道，我知道。”雷震春说道：“不过不是诗，是词；也不是李疯子专为章疯子而写的，只是两人谈起诗词，李疯子说最近填过一首咏雪词，章疯子便请他写下来了。”
“李疯子的词怎么说的？”
“他们已经抄来了。”雷震春展开纸张，念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烧。”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雷震春摇头晃脑念完：“就这样了。”
袁世凯惘然问道：“这是李疯子自己写的吗？”
“很多人亲眼目睹他自己写的。”
“不会是他的‘文胆’做的吧？”袁世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地问道。
杨度在旁边笑道：“大总统也知道的，他的国学根底很深，所以国学大师梁启超和章疯子他们同他一见面便谈这个；而且他也没有这个必要，事先特地准备了这首《沁园春》。他到北京来，该知道这个地方不是吟诗填词的场合。”
袁世凯不悦道：“这样说起来，皙子是很欣赏李疯子的才华了。”
杨度大惊，强笑道：“这那里会。李疯子能吟诗填词，辛亥年就曾轰动江南文坛，不足为奇。只是。……”
“只是什么？”
恃才傲物的杨度不知怎样说才好，嗫嚅着道：“只是我有点过虑。我精神衰弱，好多地方想得太远，还得请大总统包涵。”
袁世凯心想，杨度那股酸劲儿文人做派又来了。杨度忠心耿耿，对他的忠诚毫无问题，如今他拿着李疯子的什么词忧形予色，内中一定有文章，便和颜悦色道：“皙子有话尽管说，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
“谢谢大总统。”杨度几乎声泪俱下：“我所过虑的，就是为了这首词。”
“为什么？”
“这首词，老实说，填得非常之得体。京城几位词家看过，他们一致认为气韵高华，词彩明丽，同时寄托遥深。”杨度声音发抖，在这方面，他也是大家。他在这是词里，看到的是王者之气。
“现在好多人在为李疯子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他们都在唱和着。大总统想想，我们的谈判还没完毕，李疯子已经在北京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这后果不是值得我们考虑吗？”杨度尽量把话说得委婉。
袁世凯不作声，却先问道：“皙子，你想得很对，我自有办法。现在你把这首诗――不，这个什么春解释给我听罢。我倒要听听，人家说他寄托遥深，到底怎么深法！”
杨度便小小心心，一句句解释给他听了。
袁世凯在沙发里，好半晌没有开口，他显然给自卑感和优越感冲突得难以启齿了。
第六百二十四章 洗尘（一）
薄薄的晨雾中，一辆奔驰着四轮马车惊碎清晨的宁静。车厢靠窗边的座席上，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四轮马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秀气，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将军。
他，就是蔡锷。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屋檐门户，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蔡锷当初来到北京，袁世凯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蔡锷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被承启官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衣镜照了一下，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样。
朱瑞在承启官的引导下来到居仁堂，见到春风满面的袁世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袁世凯像熟人一样，请他坐下，海阔天空地同他谈话。
袁世凯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意思？”
朱瑞曾担任过新军标统和江浙联军司令，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朱瑞隔了几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辞行。总统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他走进居仁堂，见袁世凯身穿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开口，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口气非常严厉，吓得朱瑞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淌着大汗。
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来表演一番。
但这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蔡锷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世凯发现这个瘦小个子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袁世凯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
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锷被袁世凯骗到北京加以监视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度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世凯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锷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用。”
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
袁世凯向夏寿田说道：“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袁用人惯于采取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的人多是北方人，都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言说道：“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
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世凯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
庚子年，那时候的蔡锷还叫蔡艮寅。他应湖南同乡唐才常之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很快便失败了，唐才常惨遭杀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义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军事的重要，决定弃文习武。梁启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学校的教务长佐滕义夫推荐。佐滕接纳了蔡艮寅，将他编进第三期骑兵科。入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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