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萧震认识到，只有”社会参与型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改革风险共担”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压力分担”的问题。因为可以让许多部门、许多地方、许多机构、许多组织、许多利益主体都有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压力最后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利益和风险的权衡非常复杂，如果不能证明改革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加风险，则不敢擅言此人对分权导致的建设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少，而刷致的破坏性力量、掠夺性力量看到得比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企业家，或者说指向民营企业主阶层。回顾华夏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给地方分权，进而形成地方参与的改革竞争。但萧震觉得这个分权做得很不够，不仅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还应该把相当一部分权力下放到社会，下放到企业的员工，下放到工会这些组织，让他们能够在制度创新中扮演一个积极角己
在萧震看来，改革的趋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越来越向高端走。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宪政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之前分权格局的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民众宪政意识的形成等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的均衡，没有新的宪政意识，那就只能持续地出现“霸王条款。”而其他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去和人家对抗，只能认命，或者通过颠覆游戏规则来个“鱼死网破只有资源变得分散了、权力变得分化了，内部人主导改革的情况才会相应地改变，真正的新制度才有可能出现。而最关键的仍然是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
市场经济是一个道德要求不高的经济，这种理想形态的市场经济只有在法治完善和权力得到很好规范的环境里才存在，而在转型经济中，这些条件并不存在。相反，在这样的转型经济中。权力是最大的资源，同时权力还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它深深地卷入了市场交易过程。一方面政府权力成为各种市场主体争夺的资源，权力面临着被俘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缺乏法治约束的情况下，权力寻租收益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设租、寻租、权力买卖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一切，都曾经被某些人称为“改革”。
年代后期，改革派联盟出现了分化，局部地方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对他们来说，如何使未来利益最大化。如何维护既得利益，成了最高目标。他们也打着改革的旗号，但他们的改草越来越不具有公共性。
萧震经过分析认为：我国当前社会冲突的形成机制，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改革的收益没有被公平分配；其次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三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凹成为政府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职能被置于次要地个；四是司法体系的权力导向常常被政府或者强势群体俘获而有失公正。
许多事例表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比较严重的危机，都与权力的存在以及市场、司法体系失灵有关。从权力和权力平衡的角度讲，这些失衡和冲突的背后，乃是权利缺位和权力没有进入法治轨道所致。
由于阶层之间形成了权利的分割，彼此之间无法沟通，改革的红利分享自然是不公正的。对那些被排斥在场外的人而言，经济增长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
萧客很清楚，要完成社会改革，仅仅依靠政府和司法部门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只有通过公民运动才能推动它们改革，只有公民权利才能平衡和制约政府的权力和司法部门的权力，也只有公民权利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改变自身贪婪的性格，与民众分享改革的成果。因此，这样的改革，就是以权利为本个的改革，以既得利益者为对象的改革，以公民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改革，共同反对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劫持了的市场经济。
但问题是，在当前政治权力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的情形下，每一步改革，都不可能不牵涉政治。
从哟年代开始，华夏的每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改革是广义上的。许多人之所以认定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他们是从狭义上来界定政治体制改革的。
这些年来华夏改革前进的每一步，就是上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因为改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个经济逐渐市懈七的过程；从政治角度看，是一个党和政府逐渐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是一个党逐步改变其执政方式的过程。
当然，母庸讳言，华夏人的权益保障还不充分，华夏需要建设具有华夏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我们对以往的华夏改革是不是可以这样认识：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性改革。只是其间的政治改革是以放权让利的方式逐步把自由和权利还给市场和个人。这场改革的主轴是政治权力逐步退出经济社会活动，而非如何约束政治权力和保障民众权利。改革直接导致了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的渐变。
力多年的华夏改革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最值得警慢的是绝不能让权力扭曲改革。具体而言，国有资产被腐败分子和国有企业单位的无良主管蛀蚀得千疮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财产缺乏保护，社会不公的加剧和腐败滋生，是行政权力滥用的集中表现。一些官员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通过种种违宪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在黑暗中吞噬着宪法和法律本来已经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一些部门和地方规章的制定严重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
权力的滥用到呐年代中后期，导致了阵营的分化。局部变形的改革对许多普通民众而言，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而局部地方和部门则出现了权力和资本的联合，这就是上次萧震递给萧老的，那位经济学家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
而权力之所以能够使改革扭曲变形，从观念层面上说，是因为在以往的改革中陷入了”对于权力的信任高于对法治的信任”的误区。而在实际操作中，以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放权让利、开放搞活”上，没有注重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而且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考虑得不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捉弄权利”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这样一每话：政治权力从经济社会领域退出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尚未破题。
华夏当前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要想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坚持改革、深化改革。
然但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苏南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仍然遭到许多诟病。这一次萧震来省委开会，虽然有刨乙美金的外资投资打底，却也不见得能逃脱某些质疑。
送啪多字。
第026章 勿以善小而不为
匕无刃。年月正日。江东省委常委常务会议在省会金宁兮议传达了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功年钥３日至旧日在京城举行。共有飞巧名代表出席开幕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次单独组团参加会议，故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分为巫个代表团。
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共收到议案引６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议案巫件，为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粥件。
会议听取了洪定邦总理代表政务院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洪定邦的报告共分十个部分：呐年国内工作回顾；坚持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推进改革，全面加强管理；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从严治政，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关于外交工作。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贾仰冰、财政部部长向怀生向大会作的关于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刃。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刃。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听取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陆展翼作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由委员长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前，报告人均为副委员长。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安然向大会作的关于立法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杨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书兵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功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呐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刃。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通过了《华夏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何厚华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４月万日，省委、省政府在吴城并不在省会金宁沼开苏南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苏南率先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作出部署。省委书记向阳、省长王昆分别讲话。十三位省委常委全部出席会议，包括：省委书记向阳，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昆，省委副书记游靖，省委组织部长李成林，常务副省长周正江，省纪委书记王寿山，省政法委书记蒋松虎，金宁市委书记陈忠民，省委宣传部长李亚薇。省军区政委顾来山，吴城市委书记萧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