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的人出气…”
她马上问:“韩国女人手里不好签?哪个人手里好签一些?”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签到过,我只知道哪个手里不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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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心里暗暗决定这次一定要避开韩国女人,她又试着起床到于真那里去,但李兵还是抓着她不让她起床,还是问那个问题:“如果咪咪签不到,你还回去不回去?”
她说:“当然回去,加拿大那边说不定已经快了…”
李兵关心地问:“加拿大那边有我的份的吧?你也办了我的吧?”
“早就告诉你是办的三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中途把我名字划掉了?”李兵很谦卑地说,“海伦,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是博士,而我只是一个本科。不过这么多年了,我是一直死心塌地爱你的,不管你在外面跟什么人搞,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可以给我戴绿帽子,但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她想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不是学历的问题,但她知道说了也没用,她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于是敷衍说:“等咪咪签到了,过一段时间我给你办个表回来,你再去签,保证能签到。”
李兵终于又把自己搞硬了,拉着海伦又干了一回,才放她去接咪咪。
她把给于真和瑶瑶买的礼物带到于真家,把咪咪接了回来,两母女打扮了一通,弄得漂漂亮亮的,李兵很得意地带她们两个去赴宴,他的那些朋友自然又是把李兵猛羡慕一通,使他未酒先醉。不用说,几个酒友很快就喧宾夺主,成了宴会的主角,把她这个被接风的人冷落在一边。几个家伙闹腾了一晚上,快十二点了,海伦才把李兵从桌子上拉下来,坐出租回了家。
第二天,海伦把自己和咪咪的东西都收拾好了,装在两个大箱子里,李兵把她们送上火车,娘俩就顺利来到北京,住进了她事先就打电话定好的旅馆,比上次住的那个好多了,但价钱并不贵多少。
海伦到中信拿到了自己的签证,又弄好了咪咪签证的时间,两个人住在舒适的旅馆里,等着签证时刻的到来。
她几次想打电话给BENNY,说她的签证拿到了,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她决定等咪咪的签证一拿到,她就告诉他,她没签到证,所以回不了美国了。然后她跟咪咪悄悄飞到美国,在他们的APT拿了东西,就回B城。她会请于真以她的名义把他的钱寄还给他,就寄支票,看上去就像是她还在中国一样。
他没有她在中国的地址或电话,所以他不能跑到中国来找她,也无法给她打电话。也许他刚开始会有点难过,但慢慢的,他就会忘了这事。她觉得这样做可以给他最小的伤害,因为他会想到不是她不爱他,不是她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实在是美国的签证官太可恶了。她有点抱歉把这事推到签证官身上,但她估计那些签证官一定挨了很多该挨不该挨的骂,多挨这一次大概也没什么区别。
有那么一刻,她有点自私地想,也许我可以带着女儿去见BENNY,告诉他,这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跟她分离。如果你能接受我们两个,那我们就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女儿,那我马上就走。
但她想这也太自私太残酷了一点,逼着他在爱情和良心之间做出选择。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他怎么好意思叫我跟我的女儿分开?他当然只能接受分手的事实,或者就勉强接受我的女儿。但我有什么理由要把我的女儿强加于他?他这么年轻,这么帅气,接受我,就已经是吃了大亏了,现在居然还要他连我的女儿也接受,真是太过分了,太亏待他了。
也许他本人没什么意见,但他还要在亲戚朋友中生活,他还要在社会上生活。除非他们三人永远躲在一边生活,那还有可能成为幸福的一家。但如果他还想跟他家人或者朋友交往的话,那他就会永远处于压力之中,别人都要指指点点地议论他,说他傻,说他吃了亏。她想像他带着她们娘俩出去应酬的情景,真替他难堪。
而且像她这样给他两个选择,不是清楚地表明他在她生活中的位置不如她的女儿吗?为什么要那样去刺伤他呢?没签到证,是最好的理由,谁都不受伤害,最多是签证官挨顿骂而已。
她想好了,就给BENNY打了个电话,结果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她以为打错了,马上挂掉重打,仍然是那个女孩接的。她懵懵懂懂地问:“你是谁?”
那个女孩用英语说,我听不懂你的话,请你讲英语。
她这才意识到那个女孩不是中国人。她用英语问,你是在这里打工的吗?
那女孩回答说她是这里接单的。她问,那个接单的男孩呢?那女孩说,他去机场接他的WIFE去了。她脱口问,他去接他WIFE?从哪里来的?
那女孩说,好像是从纽约来的,我也不太知道,你往他们住的地方打电话吧,他们可能已经到家了。
她仓皇地挂了电话,大脑一片空白。BENNY有WIFE?他怎么从来没提起过?这不是在欺骗她吗?但她马上想到自己也是一直在欺骗他。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气力陪咪咪玩了,就对咪咪说:“妈妈头好疼,让妈妈睡一下,咪咪自己玩会好不好?”
咪咪很乖地自己玩去了,她在床上躺了一会,觉得左边的头部疼得要命,她惊恐地想,是不是得了什么偏头疼?她用冷水洗了一把脸,仍然没有改善。她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要生病也要等到咪咪签完证了再病。
咪咪见她好像很不舒服,跑过来抱着她,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怕吓着了孩子,勉强支撑着说:“妈妈没事,你去玩吧。”
但咪咪也没心思玩了,她担心地想,咪咪太敏感了,什么都能觉察到。象这样敏感的孩子,该会多受多少苦啊。
她休息了一阵,忍不住又去跟BENNY打电话,这次打到他的APT。接电话的仍然是个女声,仍然说的是很流利的英语,但明显的不是刚才那个女孩。
她用英语问,你刚从纽约来的?
那边说,是的。
她支吾着问,你丈夫他在吗?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话?
那边回答说,我丈夫在洗澡,你要不要我带个口信?
海伦听说BENNY在洗澡,马上联想到他是刚干完了那事在洗澡,或者是洗了澡好干那事,反正就是跟那事相关的。她又尴尬又难受,慌忙回答说,不用带口信了,我以后再打吧。
她挂了电话,觉得心口好痛,脑子里翻来复去想的就是一个问题:他怎么会有WIFE?他怎么会有WIFE?
虽然她这两个电话都没直接提到BENNY的名字,但因为店里其他几个人都不会接单,所以说到“接单的男孩”,那就只能是BENNY。她想那个在店里接单的女孩一定是个美国女孩,专门雇来接单的。她走之前他们就在说要找个PART
TIME接单的,还在餐馆的玻璃门上贴了个HELPWANTED,估计这个女孩就是这样找来的。
她茫然地坐了一会,觉得自己已经被从餐馆和BENNY的世界里清除掉了。餐馆找了这个接单的女孩,就不需要她了;BENNY的WIFE来了,也不需要她了。她好像一下从被需要的顶峰掉到一个不被需要的深谷里去了,餐馆和BENNY还在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而她已经成了一个TOTALLY多余的人。
她难过了一阵,想起她自己刚才也已经决定要离开他的,那他有没有WIFE又有什么区别呢?应该说他有WIFE是件好事,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不会为她的离开而难受了,她也不会因为不得不离开他而内疚了。
当然,从理智上是应该这样想,她也想得通,但从感情上来说,她仍然觉得非常难受。她想起他说过的那些话,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我爱你”,但至少也是TO
THAT
EFFECT吧?一个人怎么可以一方面有WIFE,一方面又对另一个女人说那些话呢?她感到一种被欺骗的痛苦,她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这一生唯一认为值得爱的人,竟是一个骗子。
当然她马上就想到自己不是做着同样的事吗?一方面有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说着“我想你”之类的话。但是她觉得她的情况跟他的情况是不同的呀,她是真心爱他的,她的丈夫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无法摆脱的麻烦罢了,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丈夫产生过她对他产生的那种感情。
但她怎么能说BENNY就不是跟她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也许他也像她一样,心里是真的喜欢她的,是因为什么难言之隐才跟那个女的保持着夫妻关系的呢?她觉得那个女的好像是美国人,因为英语说得很地道,还不光是地道,连音色音质好像都跟中国人不一样,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
BENNY的婚姻是不是也象老板跟那个福建老婆一样,只是假结婚?比如BENNY为了美国公民身份,才跟那个女的结婚的。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关起门来作揖自己恭喜自己”,纯属自欺欺人。BENNY有绿卡,如果他想加入公民,他只要参加个考试就行了,而考试对他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吗?
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自欺欺人地想,也许BENNY因为什么原因,把绿卡身份弄丢了,于是只好找个公民结婚,帮自己把身份重新弄回来。
老板的父亲不就是这样吗?本来拿了绿卡,但因为跑回中国会情人,结果把绿卡弄丢了,是老板的妈妈后来又把他父亲办出来的。还有老板的弟弟,因为要被遣送回中国了,就到处找他那个可能存在的孩子,因为找到了就可以不被遣返。如果BENNY也曾面临被遣返的危险,那他就有可能为了不被遣返而找个美国老婆。
想到这种可能,她的心里又好过了一点,她想他可能根本不喜欢那个美国女人,只不过为了某种原因才跟她结婚。那样一来,事情好像更容易了,因为她跟他在婚史方面就是平等的了,他们可以把事情谈开来,等双方都把各自的“麻烦”解除之后再做打算。当然她仍然比他大十岁,但在他有WIFE这个麻烦面前,大十岁就显得是个小问题了。
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