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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把事情对他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关键时刻，有什么绝招没有？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以静制动。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两个凡是。我看了说：“懂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出来时晏夫人说：“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也不是个长法，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阿雅的事我知道，她在那里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她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在这些时候，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当然他也不傻，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到时候是要回报的。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我说：“我不是厅长，哼一声就算数的，给我一点时间，半年之内。”晏老师说：“你别在现在为难他。”我说：“现在是有点为难，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
马厅长再这么问我，我说：“我看厅里的事，凡是……只要是马厅长您的决策，都是经过了周密思考的，想有所变动也难。只要是马厅长您作的指示，我们都要贯彻到底的。”他说：“厅里的工作可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不少，你替我想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我沉吟了一会说：“想一想我竟想不出来，可能是我的思路还没打开。”他说：“这幢大楼，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我想想是不是有点道理？”我轻轻一拍桌子说：“以前有人有想法，那还是眼光短浅，可以原谅，今天还这么说，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他说：“还有一种说法不知你听到过没有？有议论说我们省卫生系统有些数据不那么准确，比如说湖区的血吸虫发病率？”我皱了皱眉说：“不会吧？几次抽样调查我都参加了。要说绝对的准确，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倒想这些议论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动机？”他就不做声了。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省里已经找我谈了话，按中央的精神，六十岁以上的厅级干部要一刀切，我该让贤了。”我吃惊地拍一下大腿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不可能！现在六十岁才人到中年，马厅长您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换了别人来掌这个舵，他掌得稳？”他说：“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我说：“我们与您配合工作已经习惯了，来一个新领导也难得适应。”又带了感情地说：“特别是我个人，一走上岗位就是在马厅长您的扶持下工作的，回头看我走过的脚印，都是马厅长引过来的，马厅长您可不能甩下我们就不管了！是不是我们几个人以某种方式向省里汇报一下厅里的具体情况，我们厅里情况特殊，别人实在也接不上手。”他摇头说：“不用了，我只希望后来的人能稳定大局才好。”我说：“还要能够听得进经验丰富的人的意见，不然就把我们的工作部署打乱了。”他有些悲哀地说：“从来的新人都是以否定旧人另搞一套来标榜自己，我看得多了。”跟马厅长接触已有十多年，第一次看到他有这种悲哀的表情，几次风浪中都没见过。悲哀居然跟马厅长有缘，这是想不到的。我说：“好在厅里几个人与您的工作思路都是一致的，不见得谁来了就另搞一套吧？再说他想搞就搞得起来吗？有我们在呢。”马厅长沉吟一会说：“我退下来的事已经定了，就不去说了，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我想推荐你。”我连声说：“那怎么行，我……”马厅长指头一动截断了我的话，说：“你怎么不行？要学历，要学问，要职称，硬件都有了，年龄也正是时候，四十出头吧。掌握厅里全局的经验也有两年了。当然再过两年更成熟些，可惜没有时间了。”我几乎要流泪说：“马厅长，我真的不知怎么说。就凭你信任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也要把没做完的事做下去。”马厅长说：“当然我只能推荐，最后定还是省里的事。想跨出这一步的人多啊。要跨出这一步不是件简单的事！其实在十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厅里的干部梯队问题，看出你是一棵苗子，血气旺了一点，年轻人嘛，放到中医协会去磨一磨你的性子。看起来你还是锻炼出来了。”离开了马厅长，我对他心存感谢，又想到连马厅长那么精明的人也会一本正经地担忧，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厅里的事情没有了他就不行。他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在圈子里浸泡久了，特别是在巅峰呆久了的人，你要他有正常人的思维，也难。人有偏见，有盲点，因此奇怪并不奇怪，正如荒谬并不荒谬。
回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双手在身上乱拍打。我说：“这点汗毛小事把你喜成这样，参天大树才发出一个芽来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到那天我看卫生厅就像今天看中医协会一样。她拍打一番又对我说：“你在马厅长面前可别做出这副喜滋滋的样子，他看了不舒服，心里转一个弯你就没戏了。”我说：“我还敢喜？我很悲哀的呢。”就表演出一种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它的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高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在圈子里呆久了，我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这种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春节后，马厅长这一任都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道，这使我感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地低调做人。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引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是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这样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马厅长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人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
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处易处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体砌起来。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马厅长安心。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什么叫政治优先？易处长说：“按程序是应该等封了顶以后再砌墙体的。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我说：“要加快进度。”又说：“留一条通道吧。”他还想解释，我做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
78、人性的极限
马厅长现在最关心的事就是自己的去向。他才六十岁，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十九岁，要他去颐养天年，那就是要了他的命。两年前，市三医院一位主任医生在退休之后，精神很快就崩溃了，整天在家里念叨：“怎么不让我作贡献？”家里人也没有特别在意。谁知在一个冬天的下午，他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件事我非常为马厅长担心，把深山中驰骋着的一只虎突然关进笼子，那是什么滋味？这些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他扶着走过来的，凭良心我也得为他担忧。可他真的在一个什么位子上，比如说省人大的什么委员常委，或者卫生厅的巡视员，能够影响厅里的行政，那又是我最担心的。他在厅里的根很深，他在那个虚位上发出一种声音来，也会有人呼应。我想着如果厅长的人选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