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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刊物在当时算是很能畅销的。每星期一出版，不到半个月就完全卖光。不过收账不容易，所以期期大亏本，使得我们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无法再版。我对于这刊物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写过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几个人的牺牲却使我十分感动。有一个朋友常常为着刊物当衣服，他为了使思想和行为一致起见，曾抛弃了学业到一家裁缝铺去做学徒，晚间弄得满指头都是针眼跑到社里来服务。我当时很受他的道德的感化。这朋友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样，我许久没有和他通信息了。但让我在此地祝福他一次。
那时候另一些人正要创办一份月刊，听见我们的刊物被封，就托人来约我们几个人加入他们里面。给他们帮忙。他们原想利用我们，但我们这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不会和人客气。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发表意见。他们让我们做编辑，我们就做编辑。
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五个编辑里面双方各占两个，还有一个算是总编辑，可以说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编辑会议里我们应该将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够随便敷衍了。我们这方面提出两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两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我自己写了一篇《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总编辑还好说话，对于我们提出的文章，他都通过，有一篇他说可以留到下期发表，我却坚持着非登在创刊号里不成。他也就承认了。
他们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平时不作声的我，这一次发表了许多的意见，而且变得非常固执了。结果除了那两个编辑的文章外，别的都没有被通过。
那两个编辑中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半新不旧的老先生。
他自然不高兴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藤椅上，翘起一双脚，用国文教员看课卷的态度把它看了一遍，结果发出一声冷笑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
“不要紧，有我负责。”我强硬地说。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谁知道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居然会做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监，我正在那个学校读书。我每天和他见面。他好像不认识我，我自然也不会对他点头。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学校在造房子，我为了方便把办公室当做过道穿过了好几次，校长没有说话，他却跑来干涉我，我望他那拘挛着的脸，不由得想起了编辑会议的情形。
第一期月刊出版，我们胜利了。想利用人的结果反被人利用。学监之类就暗地跑到警厅去告发，警厅不来管我们。我们却因此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是我们这方面的八个人登报脱离，而他们也就把这刊物停了。
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名称是《平民之声》。这一次是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第一期刊物编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样，我们在旁边守着工人把铅版上架。印刷局这次一定要我们把稿子送到警厅去检查，我们只得把清样送去了。是那个学裁缝的朋友送去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印刷局里面守着那印机转动，还带了绝大的注意看着每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的从印机上飞下来。那种激动，那种热心使得我们每个人甚至忘了晚饭。
傍晚时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们把它们带到作为发行部的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从那里再走回家。一个警察在我们公馆门口徘徊，像在等候什么人似的。
“四少爷，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门的老头儿看见我跨进门限，就站起来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
信封上写着“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地址没有错。我拿出一张名片把警察打发走了。
我连忙拆开信看，里面全是官话，但意思很明显，第一期刊物看见了，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许可发行，但是希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做，“庶不背乎造福社会之主旨”。措辞总算客气。这真叫做“自讨没趣”。我们不送检查，他们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了麻烦来。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横排着“新世纪若干年”字样，人家却把这当做了刊物的名称，而“平民之声”四个大字却没有被人看见。
第一期的周刊依旧半公开地在外面卖着。不过我们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个简单启事：“本刊第一期警厅禁止发售，对于订户无法补送，敬请原谅。”
第二期出版，倒很顺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删去一段，我们用墨笔轻轻一勾，就对付过去了。第四期换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印刷局，他们很认真，我们以前的办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检查。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样检查后发了回来，才肯开印，本来我从第四期起开始发表题作《托尔斯太的生平和学说》一篇长文，这自然说不上什么研究，唯一的秘诀只是抄书，第五期周刊上正登着论托氏的社会思想的一段，开头有五六行被检查员用红笔勾去了，便没有能够被印出来，但却也注明被删去若干行的字样。
这一来，我们倒觉得讨厌了。人的性情本来是这样，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检查员既然认真做，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第六期的文章便来得更厉害，每个人的文章都遭了砍头刖足的重刑，我们知道检查员快要被我们弄得发狂了。我们便想了种种方法来激怒他（或他们）。我们想他（或他们）大概不懂外国文，便故意从北京的杂志上选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来转载，这文章很长，而且译笔欧化到十二分，我们读起来也颇吃力，这一次检查员总算吃了我们的亏，我们从发回来的清样上可以看出来他（或他们）这一次是煞费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报复来了。恰巧在这期我们又换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不知道它比耗子还胆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留心，付印时稍微去迟了一点，刊物已经完全印好了。我们拿起一张来读，任何一篇文章，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意思来，连写文章的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们翻到第四版，奇怪，连“支加哥殉道者”这个标题也不见了。原来印刷局不得我们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检出，单将文章接连地排在一起，结果弄得每篇文章变成了狂病者的谵语。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么”的“这”字没有了；“那么”的“么”字没有了；“社会”的“社”字没有了；“运动”的“动”字没有了；至于“的”“呢”“了”“吗”之类更不必说。“支加哥”大概是什么暗号，“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在这纠缠不清的欧化句子里，“它”这个字，中国本来就没有。“抚人”“接吻”都是猥亵字眼。微风更不会和人亲嘴。“自由”又是违碍的字眼。所以结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
我们起初很生气，但过后仔细一想又觉得好笑，从这里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个人的教养，思想和恐惧吗？结果被检查的倒不是我们的文章了。
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想拼他的老命来阻止洪水的泛滥，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不是一幕farce中的一个很好的场面吗？
我们印了一张刊误表附着报纸送给订户。在那张刊误表上面我们还想写着“这一期的刊物应该是历史的资料”一类的话，但却没有实行。
以后我们和检查员的关系变得更坏起来。我的兴趣也从刊物移到了检查员的身上，我专门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试探他，激怒他，欺骗他，各种的花样都用过，而且屡试屡效。
如我们出“师复纪念号”便专门登载解释心社规约之类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骗过了。
我想，今天假若我还可以说是有一点分析事实，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的话，这能力就是从那时候训练起来的。
纪念我的哥哥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