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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杭州我就去北京参加茅盾同志的追悼会。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边。她忽然对我说：“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我感谢丁玲同志讲了这样的话。九姑自己没有谈过三十年代的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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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辑：十年一梦
二十年前
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
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这次的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空虚得很。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
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紧张，可以说是自己已经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
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划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脑子比较清醒了。
在“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
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待检查罢了。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得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