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任何人，对于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年幼儿童的教育，无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游戏和娱乐。游戏是如此出自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以致很少有教育著作家从理论上赋予它在实际中所占的地位，或者试图弄明白，儿童自发的游戏活动能否提出一些可供学校采纳的启示。只有古代的柏拉图和近代的福禄培尔算是两个重大的例外。从卢梭和裴斯泰洛齐那里，福禄培尔学到了教育应作为一种自然发展的原理。但是，与这两个人不同，他喜欢理智的方法，并且对神秘的形而上学多少有点偏爱。这样我们就能在他的理论和实践中，发现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就像我们在分析裴斯泰洛齐时指出的那样。
说说自然发展，要比找出方法来保证自然发展容易得多。有很多东西，在儿童身上是“自然的”，但对成人来说却自然地变为可憎的。许多现象似乎对帮助发展不起任何作用。急切要求一种可用于整个领域的并能最终为所有教师所采用的方法，导致福禄培尔——就像已经导致那么多的人一样——提出所谓的发展“法则”，这些法则可以不顾条件的变化和儿童的不同经验而必须遵循。传统的幼儿园——它常常比福禄培尔本人更加福禄培尔地——遵循这些法则；但是现在我们试图回到福禄培尔教导的精神实质，在形式上或多或少作些根本的改变。
虽然福禄培尔自己对儿童及儿童个人经验的同情，导致他重视儿童生活中的本能表现，可是他的哲学却使得他相信，自然发展就是将已经蕴藏于儿童身上的绝对的和普遍的原理逐步显露出来。他也相信，外部物体的普遍特性与蕴藏在心中的品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严密的一致性，因为两者同为绝对实体的表现。这种学说，在实际上产生了两种结果，常常使得他把自己的兴趣置于儿童的兴趣之上。这一种结果是，既然发展法则通常可以被规定，那么在具体情况下研究儿童，弄明白自然发展在干什么就根本不那么重要。如果儿童的发展与普遍法则的要求不符，那么只能归咎儿童，而不能归咎于“法则”。教师被认为在他们的手里已经有了完整的发展公式。另一种结果是，根据既定的公式，呈现和掌握外部材料就成为确保适当发展的详细方法。既然这些事物的普遍联系，尤其是数学上的普遍联系，是隐藏于发展之后的普遍原理的表现，它们便成为将蕴藏于儿童身上的同一原理引出的最好手段。就是儿童自发的游戏，大家认为有教育的价值，也并不是因为游戏自身是什么，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遍实体的某种法则的象征。例如，儿童游戏时应当站成圆圈，不是因为站成圆圈适合于社会的和实际的目的，而是因为圆圈是无限的一种象征，有助于唤起儿童灵魂中无限的潜在的力量。
我们说要回到上面提到的福禄培尔的精神实质上去，就是试图把他贡献的精华部分保存下来。他强调游戏、表演、唱歌、讲故事，这些都涉及教材的积极使用；他深刻地感受到儿童之间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保留下来的他的不朽贡献。不过，人们试图借助于福禄培尔以来的心理学知识的进步以及社会事业的变迁，通过对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即使是不错的，也过于抽象了一些）的解释，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利用这些学说的精华。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回到福禄培尔本人的学说上去，反对他的许多门徒对他的思想所作的任何改动。这些门徒在游戏和有用的活动或工作之间，划了一条截然的界限，这使他们在幼儿园的实践赋予更浓的象征和感情色彩，否则是不会这样的。福禄培尔强调，儿童有必要参加社会活动，这一点与裴斯泰洛齐是一样的——裴斯泰洛齐的学校他曾参观过。例如他说：“青少年正在成长，应该尽早训练去做外面的工作，从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从工作中学来的课程，从生活中得到的教训，就其本身以及对学习者的效果来讲，印象最深，最易理解，作用最持久和最有进步意义。每一个儿童，无论幼年、青年，无论什么出身及生活条件，都应该比如说至少每天花一两个小时，认真积极地从事一些活动，确确实实地做几件东西出来。学校中如能有确实的工作时间，就像现有的读书时间一样，那才是最有益于健康的安排，这一点将来一定能做到。”福禄培尔不愧是一位真正的预言家，这最后一句现在在一些学校里已经做到，正如我们这本书里讨论的这些学校那样。
现在全国的学校都在利用儿童的游戏本能，把有组织的竞赛、玩具制造或者其他以游戏动机为基础的制作活动列入通常功课的一个部分。这样做与利用儿童的校外环境，在一些高年级开展活跃课程气氛的活动是一致的。把儿童业余时间从事的活动引入学校，从而给学生开出最生动的课程，要做到这一点，惟一自然的方法，就是把游戏作为幼儿的主要作业。确实，幼儿生活中的最主要时间是消磨在游戏上的，不是从事他们从大一点的儿童那里学来年游戏活动，就是玩他们自己发明的游戏。这些发明的游戏通常也不外是对年长点的人的活动的模仿。所有幼儿都会想到玩盖房子、当医生或当战士的游戏，即使他们没有得到能暗示这些游戏的玩具。的确，做游戏的快乐，多半出于寻找和制造必要的东西的过程之中。这种游戏的教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教给儿童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他们的游戏玩得愈多，他们的玩具材料就愈精巧，整个游戏也就成为一幅相当精确的反映他们家长日常生活的画面，不过赋予了儿童的语言和举止。通过游戏，他们了解了成人世界的工作和娱乐。除了看到构成这个世界的种种要素外，他们认识了许多保持这个世界前进所必需的种种活动和过程。
虽然游戏对于教儿童如何生活具有真正的价值，但同样明显的是，它对于阻碍变革也具有强烈的影响。模仿性的游戏，由于习惯的训练转移了儿童的注意力和思想，往往使他的生活成为其家长生活的重演。例如在玩盖房游戏时，儿童固然能学到种种最好的东西，但也容易沿袭年长者的种种粗鲁、盲动以及偏见行为。在游戏时，他们的注意力更为仔细，于是比起他们仅仅漫不经心地过的生活来说，周围生活的全部色彩在他们的记忆及习惯中印象就固定了下来。所以，模仿性的游戏虽然就教儿童注意他的环境及维持环境所必需的某些过程来说，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但假如环境不好，儿童就会学到坏的习惯、错误的思维和判断方式，这些方式是难以消除的，因为它们是在他的游戏中固定下来的。
现代的幼儿园正开始愈来愈认识到这一点。它们利用的都是儿童在校外从事的那类游戏，它们把游戏不仅作为一种使工作对儿童更有吸引力的方法，而且使游戏所包含的活动具有教育价值，能给儿童有关日常生活的正确的观念及思想。儿童如果在学校时玩盖房和其他类似游戏，且游戏时有玩具，也有制造游戏用品的材料，那么他们在家里也要按照学校活动时的方式玩盖房游戏。这样做，他们就不会想起去仿效家中所看到的种种粗鄙的东西，他们的注意力就将集中在学校为教给良好的目标和方法而设计的有关问题上。
凡是记着福禄培尔的门徒所提倡的机械的教学方法的人，跑去参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附属幼儿园，都无不认为它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是该大学培训学校的一个部分，从一开始人们就把它当作学校系统的一个真正部分，当作教育的起步而不是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额外品”。为了给高等教育打下永久的基础，学校当局一直在建立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应当利用现有教育中以及他们自己进行的实验中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为了寻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们进行了种种实验，这些实验旨在回答下列的问题：“在儿童显然是无目的无价值的自发活动中，有可能发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被用来作为有公认价值的目的的起点吗？这些出自天性的动作表现，倘若指导得当，其中有些东西是否可以发展为美术和工艺的开端呢？如果要保持儿童的个性及自由，自发的活动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教师有可能完全像孩子那样去确定适合生长方式的问题和目的，并且鼓励儿童怀着同样的热忱，伴随自发的活动，去选定这些问题和目的吗？”
实验结果表明，当儿童的本能活动与社会利益及社会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取得的成效就最大。对于年幼儿童来说，这后者即社会利益和社会经验的中心，在于他们的家庭。与他们个人有关联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儿童对布娃娃的强烈兴趣，便是依恋人类关系的意味深长的表示。因此，布娃娃就成为一种很方便的活动的起点。以此为动机，儿童就有无数事情想做。手工及建造工作也因此有了真正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要求儿童去解决问题。娃娃需要衣服穿，全班就热情地为娃娃做衣服。但是儿童不知道如何裁剪缝纫，于是他们先用剪刀剪出纸样，再根据娃娃的身材进行修改和试验，教师只是给予建议和评论。成功地做出纸样后，他们就选择和裁剪布料，然后学起缝纫。即使衣服做得一点不像样，全班也从做衣服的过程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他们除了学会操作剪刀、纸张和针线，就像通过传统的剪纸、针刺以及缝纫练习手变得灵巧了一样以外，还得到了一种训练，即懂得了做工先得有一定的目的。
布娃娃需要一间住房，教室的角落里有一大箱的大木块可供盖房用。由于房子大，全班都参加盖房子，而且这不是一天就完成的。学生用长而平的板做墙和屋顶，方的木块做地基和窗架。房子盖成了，它大得足以供两三个儿童进去和布娃娃一起玩。不难看出，盖这么一座确实能竖得起并派上用场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