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用学校从事各种活动的时候，无论是单纯地一天上八节课，或是提供给社会各种机会，就像葛雷学校和瓦伦丁先生的学校做的那样，社会上的人都认为那就是他们纳税维持的那种公共设施，现在还是用以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想要从地区学校不断增加的工场设备中，看到真正的、有形的结果，即涌现出更为繁荣昌盛的家庭，更为完备的公共条件。由于学校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机构，因此人民都能辨别学校是否真正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乐意去劳动并看到劳动的成果。学校这一社会改良机构获得了为明确的目的而活动和作为一个团体有效的运用的好处。尽管瓦伦丁先生的工作由于缺乏资金而受到限制以及所做的一些特殊的事情只适合于个别地方的居民，但是因学校与家长建立了联系而导致的周围地区的变化，还有因学生对学校态度的转变而产生的学生精神面貌的变化，却能表明当公立学校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经院式的机构的时候，它对社会将会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葛雷学校和瓦伦丁先生的学校为了从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满足社会上儿童的特别需要，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改革。这两所学校都怀有一个远大的社会理想；寻求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公民都将是富裕的、自主的，社会也不至于因为贫穷落后所迫而不能培养出良好的公民。尽管要实现这个理想，首先必须改变社会条件，但是这些学校相信，它们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教育，是帮助实现改革的一种天然的方法，也许就是最为可靠的方式。教育人从儿童的时候起就明晰地思考和自己管理自己，是反抗剥削的一种最好的保障。
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学校都在做着一些同样的工作，利用社会活动作为丰富课程内容的一种手段，并且使用校办工场作为附近社会的活动中心。芝加哥公立学校的各种公民俱乐部，这在前面已经叙述过，目标所指都是相同的：要给学生提供较好的社会生活的准备，以期由此改进社会本身。伊利诺伊州立弗塞特（Riverside）镇的村舍学校（Cottage School），其学生都来自于美国的富有家庭，现在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对学生有益、对城镇也有实际用处的俱乐部。该校由学生组成一个公民同盟会，负责照看城市里的某一部分街道，学生不但亲自打扫街道，而且还试图让城里的其他部分居民对这个事发生兴趣。建立在政治组织基础之上的模拟选举和“自我管理”，就是该校试图满足培养好公民的需要的教育上的实际例子。利用学校工场作为一种社会中心，就是承认社会有需改革之处，社会的责任就是去促进这种改革。
扩大利用学校工场的尝试，与其说是为了训练青年学生，使他们能担负起改良的责任，不如说因为邻近居民缺乏娱乐、交流和改进机会而给他们提供直接的良机。对于这样的事情，学校工场是一种天然而有利的场所。每一个地区都有权利期望和要求用公共经费维持起来的学校尽量广泛地为了公共目的而向社会提供服务。由于社会化的教育的尝试取得了如此的成功，并且又如此唤起了儿童的热情，所以这种尝试作为教育手段的价值已得到确认，因而让地方上的人民切实参与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并使用学校的设备，就成为一种最为可靠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培养地区公民一种更为明智的公共精神，并唤起他们对这块土地上的青年人的教育权利给予更大的关注。
（吴志宏译）
第九章 工业与教育再整顿
一切教育改革的主要努力是引起现有的学校机构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使它能适应一般社会的和智力的条件的变化。学校，如同其他人类的机构一样，获得一种惯性，倾向于继续从事那些曾经开过头的而不考虑当前需求的事情。现有教育上的许多问题和方法，都是在过去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由于传统和习惯，它们能永久保存下来。我们的学习机构尤其是这样，即当以前工业的方法与今天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时候，学校的占支配地位的理想和观念都是固定的。它们是在工业在生活中的地位远不如现在这么重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而现在实际上所有政治和社会事务都与经济问题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在科学与生产经营和商品分配之间还没有积极联系的时候建立起来；而现在，制造业、铁路、电力运输，以及所有的日常生活机构，都无不充分体现出科学的应用。经济上的变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一种更为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加强了相互服务的观念。这些政治上、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变化，使得与工业教育有关的问题成为今天美国公共教育的最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单词“学校”（school）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闲暇（leisure），这个事实暗示着所发生的变化的性质。的确，无论何时，教育总是意味着免于必须去维持生活的压力。青年人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多少要得到别人的支持。他们必须从为物质生活而斗争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反对使用童工与努力使公立学校设备推广到全国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正规学校教育必须有大量的时间，学生也决不能身体疲乏时来学习。不仅如此，教育中想象力、思考力和情感的运用，要求人的心智从折磨人的自谋生计问题中摆脱出来。如果想有一种真正文科或自由教育，就必须有一种闲暇的环境。
上面说的这些事情现在依然存在，就像以闲暇的观念命名学校的时代一样。但是过去把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区分看作永久性的。教育，至少是初等以上的教育，就是专为前一个阶级设立的。它的教材和它的方法，也是为那些生活优越、因而不必去为生活而工作的人设计的。强加在用手劳动上的耻辱是特别强烈的。在贵族制和封建制的国家里，这种手工劳动是由奴隶和农奴干的，社会对这些阶级的鄙视心理，自然导致了对这些阶级所从事的活动的轻视心态。对这些人的训练，是一种奴隶那样的教育。然而，自由（liberal）教育是一种为自由人的教育，而一个自由人是上层阶级的一员，他不必为支持自己或他人而从事劳动。对所产生的有组织的劳动的对抗，发展到反对一切凡需要使用手的活动。一个“绅士”，除了体育活动或战争外，是决不使用他的双手或是训练它们灵巧的。使用双手，就是为别人做有用的事，而向别人提供服务，就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依赖性的象征。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然而当时有关知识和心智的观念，确实受了这种贵族社会制度的影响。一般说来，身体的运用尤其是手和感官的运用越少，就意味着这种智力活动的级别越高。能够产生真知识的真思想，完全是心的运用，无须躯体任何部位的运用。所以只有那些极少运用躯体活动的学科，才算属于自由教育的学科。按顺序排列，符合这些要求的第一等的学科就是哲学、神学、数学、逻辑学等等，它们都是纯粹心智方面的。接下来的学科是文学、语言、文法、修辞，等等。即使我们称之为艺术的那类东西，那时也都被贬入较下等的行列，因为在绘画、雕刻、建筑等方面的成功，需要在技术和手工方面的训练。只有音乐一门免遭非议，原因部分是引吭高歌不必经过手的训练，部分是由于音乐是用来祈祷的。另外，教育应当训练人们去欣赏艺术，而不应去创造艺术。
虽然产生上面这些观念和思想的政治和工业条件早就开始消退，但是这些观念和思想却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长期保留了下来。实际上，所有与文化以及文化教育有关的概念，都是在有闲阶级对于一切劳工阶级享有理所当然的巨大优越感的那个时候产生的。文雅、完善、审美情趣、古典文学知识、精通外语和专门科学——这些科学纯粹通过心智手段就能研究，而不必诉诸实用——都被看成是文化的标志，就像它们是闲暇和富贵的标志一样。一些需要学问的职业——神学、法律以及较低程度上还有医学——则被纳入高等教育范围内，因为这些向他人提供服务的职业，其手工劳动的程度远不如其他工种那么大。但是与自由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却被人轻视，原因就在于它的目的是为他人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学这门职业特别处在一种中间的和受人怀疑的地位上，正因为医学要求人对他人身体上的需要予以关注。
自然科学之所以被反对列入高等教育范围内，不仅是因为保守派害怕由此引起既定制度的变革，而且是因为这些科学学科注重的是官能的运用（指物质感官）、物质器械的运用以及操作这些器械所需要的手工技能的运用。甚至数学界人士也同自由学科的人士一道，认为自然科学不如几何、代数和微积分这类科目来得文雅，因为后者可以用一种更为纯粹的心智手段进行研究。就是在社会的变化进步迫使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实用科目加入课程中的情况下，按照在文化修养方面的价值把各门学科分出等级的思想仍然固执不变。如银行业和商业这类行业，同管理家务、制造物品和农业种植等比较起来，用手做工，直接提供个人服务的地方要少得多，因此为前一类职业做准备的学科，至少要比为后一类职业做准备的学科显得斯文些。
最初打破这种秩序观念的行动，出现在初等教育上。随着18世纪产生的民主思想的日益传播，在教育上也发展起一种思想，即认为教育不止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而且也是平民大众的需要和权利。在阅读卢梭和裴斯泰齐的著作时，一个美国学生——他对普及教育的民主思想已经习惯——可能不会注意到，他们关于一切人的教育发展是社会所必需的想法，远比他们极力主张的特别的方法更为革命。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甚至像约翰？洛克这样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在写他的关于一个绅士的教育的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