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摧毁师道尊严有极其复杂的原因，远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不过，学生长期被困于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师生关系，因而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积压愈久，反弹愈猛，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
尝一尝“师道尊严”威风扫地的快感，恐怕是当年不少红卫兵自己也未意识到的潜意识。
“互尊”是把教师当成可敬可爱、可圈可点、有血有肉，可以互相探讨的人，不是说一不二的神圣化角色。
“互尊”才能让学生从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被“传道”。被“授业”、被“解惑”的角色，变为有主观能动性，有独立“启疑”能力的人。
中国的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如果指出对方的不足或错误，是爱护对方的行为，“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则是对“互爱”的补充。
有了“互爱”，学生才能有“为真理”的勇气，才能杜绝红卫兵批判、斗争式的“反叛”行径。
“互尊互爱”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师生双方在“教”与“学”的相生相克关系中，在“人”与“角色”相辅相成的关系中，行使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
五、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有没有统一的是非判断标准？
有一天，在矿矿初中二年级的英语课上，围绕〈安妮日记》这本书，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叙述他们的争论前，我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安妮日记）的基本内容。
安妮一家是德国犹太人。安妮的父亲很早就嗅觉到德国的纳粹要不利于犹太人，并给世界制造麻烦。于是，举家迁移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安妮的父亲开了家酱料店，生意很好。但好景不长，德国纳粹终于侵犯了荷兰。安妮的父亲制造了一个逃往瑞士的假象，然后与安妮等八人藏在酱料店的阁楼上。知道他们藏身阁楼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安妮父亲的生意伙伴，另一个是女管家。
安妮他们就这样在阁楼上藏了数年。安妮天天写日记，把他们这种艰辛、惊险、离奇的躲藏生活全都记了下来……
有一天，他们终于被纳粹发现，抓到集中营里，开始了非人的集中营生活。最后，安妮死于集中营，她父亲却活了下来。她父亲找到安妮留下的日记，把它公之于众。
安妮在被抓到集中管去的前几天，她在日记里写到：“In spite of many thing，I still be lieve that people own good heart。”（意译成中文：尽管发生了许多坏事，我仍然相信人们的内心是要向善的。）
矿矿班上同学们争论的焦点，就是安妮的这段议论。
矿矿认为小女孩——安妮是对的，一般来说，人们都企图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
有一位女孩反问矿矿：“纳粹分子干的那些肮脏事情，也是对的吗？”
矿矿说：“我没有说纳粹分子干的事情是对的。我是说，纳粹分子认为他们干的事情是对的。不然，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干的。今天还有不少日本人认为当年侵略中国是对的……”
有孩子插嘴：“怎么可能这样想？！不可能吧！”
矿矿急了：“怎么不可能？英国占领香港，在座的有哪一位认为是错了的？”
没人搭话。
矿矿得意地扫一眼班上的同学和老师，说：“有那么些日本人认为，如果日本也占领中国到今天，中国也该跟日本差不多啦…”
矿矿看看没人说话，他继续道：“人们判断是非都有一定的标准。这种标准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在德国为什么纳粹能够那么狂热，在日本为什么'武士道'那么吃香？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产生于他们特定的社会基础……”
“难道就没有共同的标准吗？比如，《圣经》中的'十诫”'，有个小女孩很激动地站起来反驳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女孩一口气把“十诫”数了出来，看来对（圣经）还挺熟。
矿矿说：“那还有（可兰经），什么经的，孔子也有（论语》，那都是人写的。人写的就有这样那样的角度和标准。如果从小把你关在一间屋里，不能与外界接触，只让一个聋哑人给你送饭，你长大了会有什么是非标准？什么都没有……”
“应该以大多数人的标准为标准！”
“如果这样，那我们今天辩论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是少数。”
大部分人都支持那个女孩子，但又说不出什么太多的理由。
也有些人附和矿矿的观点，多数都是一些在天赋特殊教育计划里“混”过的男孩子。
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谁也没能说服谁。眼看就要下课了，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老师身上。读者一定认为，现在关键是看老师持什么观点？怎么评判这场辩论？
这个英语老师是我那个目空一切的儿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几位老师中的一位。她很平静地说：“今天的辩论很好，双方都有不少很好的论点和很新的视角，也提出了不少值得继续争论的问题。比如，矿矿提到的有些东西，我就从来没有从这些角度去思考过。当然，反对矿矿观点的这一方，也提出了很强的反证……
倘若你以为这位有水平的老师要指出哪一方对，哪一方错，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的课堂上，凡是属于见解类型的问题，老师是不能判定谁是谁非的。如果老师一定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必须要说明这仅仅是自己个人的见解。第一，老师绝对不允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孩子；第二，老师也绝不允许用自己的见解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据矿矿自己的感觉，对于这场争论，老师只是欣赏他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但基本观点可能与对方相似。
“那老师没有表明她的观点呀？”
“爸爸，这不是你们的大学！我们都是kids（孩子），还太年轻，老师是不允许用他们的观点来影响我们的……”
其实我也知道，在中、小学阶段，老师被要求像新闻工作者那样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来教书。按我说呀，这才真正是“教”书。也就是说，“书”里怎么说的，你就怎么“教”。不然，美国那名目繁多的宗教之辩，花样翻新的政党之争，诸如克林顿的性丑闻，等等，都搬到讲台上来，孩子还受得了吗？
矿矿他们这一帮孩子就很想知道他们最佩服的亨利老师对克林顿事件的看法。他们只知道亨利老师是共和党的成员（天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他们始终无法从亨利老师的嘴里掏出他的个人看法来。想说的东西，被别人“挠”到痒痒处，又不能说，那是很痛苦的。亨利老师每每欲言又止，孩子们反而认为他有水平！
人非草木，有多少人又真正能做到三城其口的？然而，是否客观？是否公正？是否带有太多的个人主观色彩？等等，是矿矿这帮孩子衡量一个老师是否有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在读博士时，曾在班上挑起“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争论。辩论的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但无法做到；不允许，但又有意无意地在做。
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结论呢？为了能更好地阐明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个问题来讨论。
首先，为什么应该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美国人要过一个叫“万圣节”的节日。按中国人的说法，应该叫“鬼节”。到了这天晚上，孩子们装扮成各种各样的“鬼”或者稀奇古怪的形象，到各家各户去“讨”糖。一边“讨”一边说：“Triohortreat．意思是说，”你是希望我给你来点恶作剧，还是愿意给我一点糖。“按照传统，如果主家不给糖，这些孩子就要给你弄些恶作剧出来，诸如涂胜作的车啦，放掉轮胎气啦，甚至打烂作家玻璃啦，等等。但是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见过一起恶作剧，见到的只是孩子们”讨“得的成堆的、都快够吃上一年的”战利品“。
现在儿子长大了一些，自以为已是大人，不屑（其实是不好意思）去”讨“糖了。不然，我每年都是自告奋勇带孩子去”讨“糖的。看着一个个丑陋无比的小”鬼“，一手拿桶或袋子，一手拿各式各样的灯，用着稚嫩的嗓音挨家挨户唱着”莲花落“式的”Triok or treat“在”讨“糖，很是别有一番情调。
1990年，有三个学生在牛津市高中的万圣节晚会上穿了KKK党（即我们说的三K党）那种罩住脸，只剩两只眼睛的尖头白袍。一时舆论哗然。学校处分了这三个学生。于是，KKK党号召其党徒到牛津市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的理由是，什么的抑恶煞、奇丑无比的鬼都可以装扮，而KKK党在美国是一个合法的组织，为什么它的传统服装不能穿？
KKIC党游行示威这天，牛津市是空城一座。大家都出走，让他们自己闹给自己看吧！结果，附近几所大学来了不少激进的青年，与KKK党徒发生了冲突……
我就是在这段时间，挑起”要不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争论的。KKK党的宗旨是白人至上，种族仇视。难道教育工作者竟然不应该教育孩子去认识种族仇视是错误的？！
当然，像那些有绝对的、甚至淮一答案的，诸如”地球围绕太阳转“，等等，更是应该要教育孩子去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无法做到“呢？
教育所涉及的领域是很宽很宽的，包括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是非判断、价值判断，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首先我们要有判断的标准，否则无法判定错与对。
但什么是标准呢？以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