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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铁饭碗”保底，又让人居安思“危”，以促成人人向上、个个思进的持续竞争局面。
二、工资与工作挂钩。
中国实行的是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美国的高等院校与中国一样，也实行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但美国的中小学则实行工资与学历（位）、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
这两种工资制度都不与工作挂钩，这很不合理。
职称只表示学术职位的高低，工龄只意味工作时间的长短，学历只是学习的历史。这三者虽然与工作有关，但仅仅是间接相关。它们只是有助于工作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本身。
例如，学历（位）的高低，可能对工作有影响，但是绝不意味着博士勤劳，学士懒惰；职称的不同，只表示工作位置的不同，绝不意味着讲师不比副教授工作努力。
因此，工资与职称、工龄、学历（位）挂钩而与工作脱节，是本末倒置的。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学士的工资永远赶不L一个硕士的工资时，这个学士就不是去想怎样教好书，而是怎样搞到一个硕士学位。
三、不能强迫学校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来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应该让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选择新老师的自主权。
既给教师以法律和经济的保障，又促成教师相互间的竞争。这是新“铁饭碗”制度的改革宗旨。要不要外行管理内行？
其实，对于美国的教育，真正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外行管理教育”。
如果今天谁要在中国说，“外行管理内行”或者“外行管理教育”，不说你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恐怕也会说你“精神有毛病”。而在美国，外行监控教育则是天经地义的。
内行管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早在秦朝，管理教育的职官就叫“博士”。“外行管理教育”的状况在建国后曾出现过若干次。一般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内行管理教育”。
大约于1642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最早开始实施“外行管理教育”。这种“外行管理教育”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目的是让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公众，也“于斯”地管一管与子女有关的教育。
现在，“外行管理教育”在美国各地已经是根深蒂固，枝叶茂盛——已经发展成为有模有样、有“尚方宝剑”之显赫权威的“教育董事会”汐十行）管理制度。
其实，除了通过学区“教育董事会”对教育进行总的监控外，美国民众从各个方面参与教育的意识和渗透力也很强。
例如，矿矿在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期间，参加了一个叫Th的天赋教育计划。ETC就是ExtendedToalCurriculum的编写，意思是“超越所有课程”。各个参加EIC这个计划的孩子的家长们组成了一个“ETC家长协会”的组织。该组织定期开会，内容是请学校负责ETC计划的老师来介绍该计划的设想；家长讨论ETC的教学活动，提出建议；组织筹款捐款支持ETC计划……
让我深感吃惊的是，组织这些活动的几位家长都是自发的，自觉志愿的。我们轮流在他们家开会，他们还得负责各位的小吃和咖啡等等，光是通知开会的邮资就有数算了。
美国人民中总是有这些乐此不疲的、为参与教育“监控”而孜孜不倦的热心者。
如果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外行管理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差异。
例如，准确地说，美国的体制不应该叫做“外行管理教育”，而应该称作“外行监控教育”。它的英文原文是“vcontdofeducatbo”，“conrol”可以翻译为“控制”，也可以翻译为“管理”，但是从学区“教育董事会”或其他“校董会”所行使的职能来看，叫做“外行监控教育”更准确。因为这些“外行”们只制定政策，具体执行政策的是内行甚至专家。
中国的“外行”既制定有关政策，又具体地执行所有政策，以实施对教育的管理。
另外，美国的“外行”（董事会成员）可以是律师、医生。工程师、工人、农民、富豪、穷人、文盲、高级知识分子…惟一排除在外的是当地在职的教育工作者。
而中国的v行“（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都被叫做”大老粗“。
美国的”外行监控教育“其实也有不少弊病，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外，这对教育本身来说是很不利的。本来，这种”外行监控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让公众参与教育，把教育搞得更好。但是，把教育工作者排除在”公众“之外，把”外疗'和“内行”对立起来，把“外行监控”变成了目的，等等，都是有违初衷的。
尽管如此，这种“人民教育人民管”的措举毕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焕发了人民参与教育的热情。我旁听过几个“教育董事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与会者那种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激烈辩论，那种群策群力、舍我其谁的踊跃场面，让我这个在大洋彼岸也见过“外行管理教育”的“老外”既激动又汗颜。
后记
1998年底，在我国国与广东教育出版社签合同出版本人这部拙作时，矿矿在他的好朋友麦德的鼓捣下，去参加了辛辛那提一所很好的私立男校（高中）的人学考试。共有700多人考试，只录取约200人。
美国的中小学生“玩”得太多，但人毕竟是要长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竞争也开始越来越激烈。原来与矿矿从小学一起上初中的成绩较好的同学，除一人以外，都参加了各间私立高中的入学考试。对于那些重视教育的家庭和有些抱负的孩子来说，高中是很关键的阶段。
童真童趣毕竟是要与人说“Bye…bye”而去的。
参加考试的都是各个公立、私立学校来的“高手”。因为，这是一所教会私立学校，凡信天主教的孩子，都可录取入学。对这些孩子来说，考试只是一种形式，主要是便于摸底分班。换句话说，在要录取的200人中，除去信天主教的孩子，剩下多少名额就由这700人中的其他人去“切磋论剑”、“物竞天择”吧。
我小时候，每年最盼望的不是过年，而是暑假。那长长的夏天，爬树、掏马窝、捉蟋蟀、游泳，那是男孩的世界。
有一年夏天，记不起是谁买的票，我去看了一场香港电影（荣华梦》。电影讲的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小职员，把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读书的种种艰辛的笑话。看了这个电影，我就总也快乐不起来。电影里的那个父亲，老让我想起我的父亲。那个长长的夏天，就再也不是我这个男孩的世界……
如果矿矿考这所私立男校时我在美国，可能我不会同意他去考的。对这种贵族私立学校，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距离感。而且上公立学校是免费的，私立学校的学费则高得惊人。
妻子说：“竞争那么激烈，能不能录取还不知道，看看再说吧。你攻读硕士学位的维拉诺瓦大学，不就是一所著名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吗？”
想想也是。我们就决定等一等，看能不能录取再说。
就在我们几乎忘了这件事情之后，1999年1月23日，我们收到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矿矿考试的总平均分是99％。也就是说，
700多人中的99％是前7名。据说，有5名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后来又传说是10名。弄得我也人心惶惶的。
2月6日晚，这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助理打电话到家里来，通知说：“学校决定授予黄矿岩奖学金，欢迎他到学校来学习…
一般来说，人们要到读研究生的阶段才有机会获奖学金。读大学本科就得奖学金的已经非常少。因此，获私立高中的奖学金，那是很高的荣誉！
即使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有些犹豫。直到领教了公立学校那个误人子弟的自然科学课老师的偏见行为，我们才决定送矿矿上私立学校。
正好我也写完此书稿，在此可作一个段落交代。
当然，如果此书发行后，读者感兴趣，我们还可以继续写下去…
我不能算一个成功的男人，但能完成此书稿，却首先应谢谢我背后的那个女人。有人说，她的文笔与我”功力相当“，我是不太服气的。让细心的读者自己去鉴别吧。
我还要谢谢站在我前面那个提供了许多材料的小子。他听说要出书，劈里啪啦打了10页稿子给我，说的是关于美国男孩的社会交往——在男孩的世界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种思维，那种英语文法和词汇，很有些独到之处。尽管我有博士学位，但翻译他这篇文章，也感些许吃力。本拟附在书后，让读者看看美国初二年级的孩子的思维和文采。但将文章翻译好后，我发现国内的读者不一定能理解文章所谈的内容，就像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文革“和”插队“时青少年的心境一样。我是搞教育的，但由于不是专门研究美国青少年心理的，没有儿子的解释，读起来，也有些”增查查“，茫茫然的。本想叫他另写一篇，但他认为这是他实话实说的”杰作“，不太愿”屈就“于我指定的题目。加上交书稿的时限已到，只得作罢，以后有机会再说。
在中美两国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书稿正变成一条跨越文化的”桥“。在此，我要感谢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全体员工和周伟励先生！没有他们的努力，一切都还是散乱的思路和空白的稿纸。我还要谢谢我的博士导师Dr．Tecklnan和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h．Qua，以及中美两国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桥墩“是他们一块一块砌就的。
我希望能站在”桥“上，面向中国的方向，为我去世的父亲，为我那做教师的勤勤恳恳的母亲，为支持我留学而承担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责任的姐姐和妹妹，深深地鞠躬！
当然，还要谢谢留学期间给了我无私的支持的弟弟。
最后，关于写作的风格，还想步唆两句。
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