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女儿对父亲的挑战，并且是采用社会调查式的重型武器，有可能动摇八年来已经因《较量》讨论而形成的共识。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尽管，我早已意识到，《较量》大讨论留下许多未解之题，即使较为核心的中日学生素质对比问题，也缺乏足以支持论点的数据，而这些数据也未必完全有利于我的观点。如今，女儿冲杀进来，会不会将我推至被动的境地？可是，女儿有这等敏锐的眼光和勇气，我怎能阻止她？我不是一向鼓励她相信自己的眼睛，鼓励她崇尚科学精神吗？再说，《较量》既然触及教育的本质，就必定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越争论会越清楚。
于是，我表示支持女儿的研究，并主动亮出问题当靶子，希望女儿下功夫研究突破。同时，我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把当年争论双方的观点告诉女儿，建议她避开误区，直取要害。
为了女儿，我愿化作一根枕木。我说：
“老爸支持你！反驳是可以的，关键在于科学。我给你引荐一位高水平的学者，你拜她为师吧。”
我给女儿请的高师是卜卫，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大众传播与青少年发展中心主任。她做过大量研究，并以立论严谨方法科学而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卜卫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她首先肯定了孙冉的构想有独特的价值，又手把手教给孙冉怎样设计问卷、怎样抽样、怎样访谈等具体方法，却又不包办代替，一切让她自己做起。
我一直在为孙冉担心。如此复杂的社会调查技术，一个高二学生能够掌握得了吗？又是这么短促的时间，又是到外国去发放问卷，会不会乱了套？
其实，今天的青少年远比成年人灵。孙冉接受了卜卫老师的指导之后，充满自信，甚至还轻松愉快。大约也就不到一个晚上，她已经将问卷设计出来了。
我看了一下女儿的问卷，居然像模像样的，还有几分专业的味道。她将勤苦状况分为四大指标，一是学习状况；二是家务劳动状况；三是社会劳动状况；四是体育锻炼状况。各指标下的问题设计，也符合计算机统计的要求。
坦白地说，我做了多年的研究，主要是做策划、分析和写作、审稿，很少具体设计问卷。所以，不能不对女儿刮目相看。
更让我欣慰的是女儿的感慨。当我赞扬她走上了研究型学习之路时，她说：
“这就叫研究型学习呀？太有意思啦！如果天天这样学习，我们学生谁都不会厌学！”
在日本做调查
在赴日的前一天，孙冉将译成日文的问卷复印了100份。
女儿毕竟是个学生，既无科研经费，又没有系统支持，不可能从全日本国抽样调查。在卜卫老师的指导下，她采取随机发放的简易方式，对部分日本青少年做调查。
此次赴日我与女儿同行，她兼任我的日语翻译。从天津乘“燕京号”客轮启航不久，已是天水之间茫苍苍，什么也看不见了。
在两天的航海生活中，我与女儿共同采访了两个大学生和一个中学生，请他们谈参加中日民宿交流的感觉。我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教给女儿怎样做访谈。
抵达日本神户港时，孙冉得意地告诉我，问卷已经发出去20多份。原来，中国学生将分赴日本各地，女儿委托他们代为发放问卷。我又一次向女儿翘起了大拇指。
踏上日本国土，孙冉的日语优势一下子发挥出来。她利用各种机会与日本青少年交谈，并请他们填写问卷。
去黑姬山营地参加夏令营时，750名日本青少年来自15个都、道、府、县，大约可以代表日本三分之一的地区。应当说，对于社会调查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第30节：在日本做调查
三天半的夏令营日程十分紧张，仅爬黑姬山就用了14个小时，占去了整整一天，并且累得让人第二天都行动艰难。
不过，孙冉已经有了内动力，她不会放弃良机。尽管浑身酸痛难忍，她还是带上问卷和礼品，走进一个又一个宿舍，与各地的日本营员交谈。到夏令营结束时，孙冉已经回收59份问卷，并交了不少朋友。
夏令营结束后，孙冉先后到横滨和川崎两个日本人家里民宿。她加印了30份问卷，陆续在各处发放。
一天傍晚，日本女大学生扶美子一家请孙冉外出吃饭。
在孙冉关于日本的系列文章中，长冈扶美子是名字出现最多的日本人，原因在于她俩缘份太深。
1999年春天，扶美子来中国民宿时，就住在我的家里，而且是孙冉把她“挑”来的。当时，孙冉协助老师安排民宿，见扶美子自述材料中讲的兴趣爱好与自己一致，便起了私心，“挑”走了扶美子。
同一年暑假，孙冉赴日民宿，又住进了扶美子家。这一次来日本，想不到扶美子一家再次发出热情邀请，继续接待孙冉。
我和女儿都深深地感动了。扶美子一家生活并不宽裕，一家五口住三居室非常拥挤，1999年接待孙冉一个月，该有多麻烦呀！2000年却再次申请接待。试想，如果没有十二分的爱心，怎么可能做这般“傻事”！
孙冉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日本家庭。她有了日本的父母，有了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而且交流起来几乎没有语言障碍。
当晚饭吃到尾声时，孙冉掏出了早拟好的访谈提纲，开始像记者一样逐个提问起来。这一举动让扶美子一家吃了一惊，仿佛突然发现孙冉是个外国人，而且要做调查研究。不过，他们转眼就开心不已，完全进入实话实说状态。
女儿在回国后写的《访谈录：扶美子姐弟谈勤苦》一文中对扶美子一家的情况以及她做访谈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我和扶美子一家的结识非常有意思，就像一部精彩的小说，高潮迭起。我高一的时候，她从东京来到北京参加民宿活动，恰巧住进了我家。短短几天，我们两个异国女孩，像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分别时流着眼泪拥抱告别。没想到的是当年（即1999年）的暑假，我获得了珍贵的机会赴日民宿，更出乎意料的是恰恰就住在她家，这一住就近一个月。
我们在日本重逢，与她的家人也相处的非常愉快。更加有趣的是，高二的暑假，我又获得了赴日民宿机会，并为同行的父亲做日语翻译。
我怎么也没想到，当我再次来到日本，扶美子一家竟然再一次主动请求接待我。天呐，即使在好客的中国，接待一个外国中学生，许多家庭也会感到麻烦。扶美子一家却又一次主动地承担了一个月的麻烦；其实，扶美子家并不很富裕，一家五口人的生计主要倚赖当记者的父亲，简单的三室一厅的公寓还是借钱买下来的，至今尚未还清债务。姐弟三人挤在一间屋里学习和睡觉。我在她家民宿时，大弟弟雄一和小弟弟健志把地方让给我，自己却睡到了客厅的硬地板上。她家里本来处处节省，对我却非常慷慨。不但带我四处游玩，怕我吃不惯家中的口味还频频外出吃饭。
……
在我快离开日本的时候，一天黄昏时分，扶美子一家请我去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休息时，我变戏法似地拿出了访谈提纲，让全家吃了一惊。在我解释了访谈原因之后，轻松愉快的访谈就开始了。
我主要是对姐弟三人访谈。爸爸妈妈饶有兴趣的在一旁听着，一边喝茶，一边慈爱地看着我们。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们是为什么学习的呢？”扶美子一边吃着刨冰，一边答道：“为了提高能力呗，而且学习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旁边的雄一则煞有介事地说：“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看重学历的社会，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学习。”表情极其认真，完全不同于他平时的鬼头鬼脑，看上去反而可笑。我忍住笑意，看着健志。健志想了半天，说道：“为了祖国和我未来的事业！”此话一出，全家都笑了出来，雄一更是笑得大力捶桌。但是爸爸妈妈眼中却充满了嘉许之意。紧接着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能够为学习而放弃许多诱惑吗？比如，不睡懒觉了，不出去玩在家学习，会吗？”扶美子想了想，说：“大概是两方面都有吧，学一半玩一半吧。”雄一和健志则都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看来还是男孩子比女孩子贪玩。
第31节：生存的要求
······
我又问：“你们怎么看待劳动呢？认为它是美德还是挣钱方式？”姐弟三人都理解成了广义的劳动。扶美子认为就是一种挣钱的方式，比如打工，但同时又能交到好多朋友。的确，扶美子打工多年，这其中的感想可以连说一整天。她的学费、零用钱，甚至去中国的20万日元费用全部出自自己劳动的一双手。高中时候她就开始在花店、料理店等地方打工。我住在她家时她经常是白天陪我出去玩，晚上我看电视，她还要外出打工到很晚，辛苦异常。但她似乎对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很满意，很少抱怨父母对她的做法。可是在我看来，这简直无法想像。我想，中国的父母绝对不会这么狠心的。然而，这样确实培养了扶美子自立坚强的性格，我很佩服她。
由于我们的关系已如亲兄弟姐妹一般，日语交流也基本没什么大的障碍。所以，姐弟三人说话非常坦率。谈及劳动，雄一则说：“是生存的要求，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决定。”依然煞有介事的。健志还是老观点，觉得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劳动。“那么，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体力劳动者呢？”我追问下去。放下冰激凌勺子，扶美子耸耸肩，“没什么区别啊，只不过聪明的人可以选择脑力劳动。”雄一两手做塔状，比划给我看，睁圆了眼睛说：“体力劳动是塔底，脑力劳动是塔尖，没有体力劳动者就没有脑力劳动者，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健志则觉得两者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回答很有意思，现在大部分中国的学生瞧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是没本事的人做的工作，人人志向成为大老板、大学者、大科学家。
······
访谈的最后，我问他们怎么看待勤奋好学的人。姐弟三人观点非常相似，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