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和平衡。它没有全力促进穷国更快地积聚和开发资源，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优先为穷国提供所需的培训和获得资本的途径，从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国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使民粹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死灰复燃。超级精英设定的议程如果让当权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让普通人望尘莫及时，就应该提高警觉了。
第36节：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2）
超级精英不是通过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过阴谋或者阴谋小集团行使权力。他们自有分寸，通过一些强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团体施加影响。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响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继续依赖它的产品？大型汽车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术突破，不愿生产更环保的汽车？大银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却不充分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动荡？最大的军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战争观念，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美国的国防开支是紧随其后的国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过度地影响了国家和国际政治，使得人们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市场革命”已过去25年，我们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无能力又无门路进行市场竞争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显然，权力曲线已经影响了这些情况的方方面面，超级精英的联结都有因可循。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必须承认，超级精英之间开会不仅只是设置议程，还能作出有效的决定。当体制薄弱和机能失调的国际组织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辖和执法机制之间出现真空地带时，超级精英的决策就尤为重要。
2003年，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原因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应用国际法和公平原则对待战俘的决定同样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极度负面的全球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会里，对一个恃强凌弱的暴徒都会有这种反应。美国争辩说，这是鉴于现实的威胁，不能指望功能瘫痪、反应迟钝的联合国采取行动。这个理由虽说公正，但是，当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甚至可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时，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必然出现。
然而，当少数几家私募股权公司操纵市场价格，或者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新市场的管理，甚至公众的利益由几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时，人们的不满却显然要少得多。虽说这种现象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这些行为的后果却会影响更多的人。
第37节：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3）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大决定是由“市场”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价格问题。但是，市场只是影响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不省油的汽车，折磨女性一辈子的高跟鞋，连低级动物都觉得难看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式民主”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吗？还是销售这些东西的人、管理这些销售的官员、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三者亲密合作，操纵着市场运作呢？如果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股东用利润衡量他们的业绩）来选择厂址，它们是否会给政府发出要求低劳动成本、低税收、低运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场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对于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来说，投资商显然占上风。企业传递的信息就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也许是平的，也许会越来越平，但是企业市场却不是平的。
的确，许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大国政府的小委员会还是大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都在填补空缺，促进增长，使全球获利。但是，当全体的利益只由少数人的行为来决定，或者少数人从体制中得到的资源和途径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时，问题就出现了。欧盟不能把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力都交给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因它们是欧盟大国。美国也不应该让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罗得岛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层发展亲密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双方的合作，达成全球性的目标。但是，目标如果是由少数人开会决定的，将会产生扭曲的结果。政治领导人一旦离职，去为某家大型国防企业工作，他的政府公职将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来，哪一方的观点将得到采纳？反对意见还有表达的空间吗？大金融机构的领导通过电话会议处理国际金融危机，这种方法也许很有效。但是，关键问题依然存在：会议将代表哪一方的意见？谁有权参加？谁又无权参加？
第38节：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4）
精英与无权无势者
7年前，一些社会活动家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一个“反达沃斯”的论坛，与瑞士的达沃斯论坛同时举行，地点选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第一届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办，此后陆续在印度、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召开过。）每年都有2000个组织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会议多到能把克劳斯？施瓦布的脑子弄糊涂。世界社会论坛常通过卫星和达沃斯远距离连线，召开电话会议，双方经常在会议上争执不下。例如在召开第一届会议期间，五月广场母亲协会①发言人埃韦？德？波纳费尼指责乔治？索罗斯是“伪君子和妖怪”。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人员多达10万。
这两个论坛的存在说明了一个事实：研讨会和参与者的人数并不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会人数可能是达沃斯的50倍）。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途径能掌控权力杠杆。
世界社会论坛的参加者来自工会、左翼政党、环保组织和原住民维权组织。他们号称自己代表广大群众，但广大群众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亿万民众也许能定期从达沃斯的参会者或阿雷格里港的参会者的努力中获益，但是对这部分民众而言，他们在政治上同样贫困。即使一部分人在当地的政治选举中能够投票并参加了投票，但他们常常缺乏信息，因而无法充分利用手中的选票。（不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同样会作出错误的选择，而且频率极高。）
我们应该为这些人缺乏政治资源而感到不安，正像我们为他们缺乏其他基本需要而感到不安一样。如果那些最需要资产的人只有在某位电影明星领养孩子，或者某位摇滚歌星四处访问时才能受到外界关注，这样的全球体制怎么能够按优先顺序分配资产？虽说波诺、盖茨基金会或者克林顿全球倡议能为他们说话，但最好是给他们为自己说话的权利。
虽然全球化可以略微提升穷苦人的相对地位，或者减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的人数，但是这些人仍然处于权力链的底层，他们在影响力方面的相对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另外，随着社会变革带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萎缩，可见全球的权力分配每况愈下。权力被剥夺的人仍然孤立无援，构成社会稳定和传统政治权力基础的中产阶级日益缩小，而富人却在享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所以，根据收入分配统计出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权力分配的进步。
第39节：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5）
精英与女性
我必须承认，在为本书作调研期间，我最大的发现是，人们对妇女占全球权力精英中的比例惊人的小这个事实的反应。在一个妇女越来越成功，在公司和国家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的时代，这个事实仍然值得注意。截至2007年，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只有13名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在1000强企业中只有26名女性。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瑞士的米舍利娜？卡尔米？鄄雷伊、芬兰的塔里娅？哈洛宁、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爱尔兰的玛丽？麦卡利斯、菲律宾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印度的普拉蒂巴？帕蒂尔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现任国家女元首。另外还有几位女性政府领导人，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牙买加的波蒂娅？辛普森？鄄米勒和莫桑比克的路易莎？迪奥戈。各国议会中的情况大同小异。2007年，各国议会的议员中只有17％是女性。美国国会里的女性比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参众两院里，妇女只占16％。然而，不论国别，不论男女，对于代议制①政府这种观念上的明显失误，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主席耶塔？劳？古普塔谈到这种现象时说：“这种现象延续至今的确令人惊讶。但转念一想，其实并不奇怪。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许多国家的女性仍然受到压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甚至享受不到男性可以享受的医疗待遇。现在有许多像我领导的国际妇女研究中心那样的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就像你谈到的，由于全球权力结构失衡，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至于人们为何对此并不愤怒，”她稍加思索，说，“虽然我也感到困惑……但是我们要对抗的是历史的长期积累与性别角色观念的社会化。不过，不公平现象客观存在，历史因素和性别角色因素不能当作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