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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外和解（settlement out of court）的成本会比诉讼的成本低。所以，只有当每一争讼人都预期自己会从诉讼中获益而另一方又不希望对方达到这一目的时，双方当事人才可能无法就和解条件达成协议，而这种和解条件却使他们双方都认为你我从中的得益将多于从诉讼的得益——无论他们预期诉讼有多么公正（参见21．5）。产生这种估计上差异的必要条件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可能是事实上的，又可能是法律上的，但在此只有法律不确定性（legaluncertainty）才是关键的。如果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很大，那么诉讼就会很多，而其中又包含了大量的上诉性诉讼。但由于诉讼——尤其是在上诉法院中的诉讼——产生了先例，所以诉讼的增加就会造成法律不确定性的下降。由此，诉讼的数量就会在下一阶段下降。最后，由于很少有先例产生，法律的不确定性就随着旧先例的贬值而上升（因为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已不太能提供知识），这种不确定性又将产生新的诉讼潮从而增加先例的产出。所以，即使不存在一个如此的先例市场，先例的数量也将随着法律不确定性的上升和先例的社会价值的上升而增加，随着价值的下降而下降。
当然，这就作出了一个法官热衷于生产先例的假设，但这种假设是上一章中描述的法官行为模式的一种自然延伸。先例使法官会对引导未来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对未来行为并没有引导作用的判决对此产生的影响并没有这么大。这还表明，为什么法官既依先例判案又创制先例，而律师由此而依先例为基础为案件辩护。如果现代法官不遵循先例判案，那么下一代法官就更不可能遵循现代法官的先例而判案。因为如果现代法官不遵循先例判案，那么下一代法官就更不可能因不遵循前人的先例判案而受到批评。法官同行批评的成本是有限的，但由于法官任期和报酬的规则极大地削弱了通常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激励，所以法官就可能为各界人士中较为无力的同行批评所左右。
确实，这里存在着一个搭便车的问题。为了确定其自己的相反先例而无视先例的法官可能不会对服从先例原则产生很大的负影响；这一行为的私人成本可能会比私人收益小。但上诉审查的结构却使搭便车问题得以控制。无视先例的法官将会被无意让他为了扩大其影响而破坏服从先例原则的上级法院所否决。在每一个司法管辖区内，都存在着一个其判决不受制于进一步审查的最高法院。而在单个法院中，搭便车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其判决中无视先例，那么他们肯定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做的正在降低他们的判决被以后的大法官看作先例的可能性。
迫使法官遵循先例的另一个因素是，无视先例会对诉讼数量产生影响。由于因无视先例所造成的法律确定性的减弱将使诉讼数量上升，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需要增加法官（从而会降低现任法官的影响）、或增加每一个法官的工作量、或在有些案件中由仲裁或行政法庭替代法院从而削弱司法权力。
20．3成文法的生产；规则与标准
与作为诉讼副产品而生产的先例相比，法律的生产是一个直接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法律仍然是判例法而不是成文法呢？事实上，通过成文法而生产规则的成本是很高的。一部法律的通过需要大多数议员的同意，而我们从第3章可以了解到，当有几百位当事人参与同一交易时，交易成本是很高的。这还意味着，要扩大立法机关的生产能力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增加立法者可能会由于法律制定交易成本的增长而降低立法机关的生产能力。虽然减少议员人数会由于降低每一法律的制定成本而增加立法机关所生产的法律数量，但它可能对议员的代议作用有所损害（为什么？）。而且，也许我们并不希望使立法变得过于容易和简单（参见23．2）。
法律制定的成本意味着，成文法通常是含义不明确的。最终，减少协议成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要求达成协议的问题——将以后由法院解决的困难问题留下。这里暗示的又是，如果法院采用的是狭义解释立法的政策（即严格解释，strict con－struction），那么它们就会减少立法机关的有效产出。法律制定的成本还表明，成文法规则通常都是广义而非狭义的（为什么？）。
在制定广义和狭义的规则方面，法院有更自由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更为系统地考察一下广义（普遍）和狭义（特殊）规则之间的选择——例如，禁止不合理快速驾驶与禁止超过特定限制速度的驾驶这两种规则。通过一套详尽的规则而不是一个普遍的标准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就会引发两方面的成本，即在开始时将具体的标准列举出来和为适应条件变化而对规则进行修正；我们已指出，特殊规则比普遍规则更容易过时。对最高法院和国会这样的机构而言，通过特殊规则而进行管理的方法需要很高的成本。因为在那些机构中，每一规则的颁布和传播都是成本高昂的。但通常而言，将规则具体化的收益是超过其成本的。这种收益的取得表现在三个方面：指导法院自身；规范受制于这一规则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实际纠纷当事人的行为。我们将最后一种收益放在诉讼程序一章中讨论，在此先讨论前两个问题。
1．人们可以设想，普通法有一个可能被重复运用于每一案件的判决标准——汉德公式的一些变体。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法官和陪审团为每一纠纷寻找有效结果的信息成本。特殊规则的存在限定了司法调查的范围，从而也就降低了其成本；从经济学意义看，对局部最大化的追求替代了对普遍最大化的追求，而后一种追求是更难以捉摸的。
2．如果一部法律是不明确的，预期的违法者就将以两种几率来折算其与处罚成本：他们的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几率（参见7．2）和他们认为规则适用于他们所从事行为的附加几率（这种几率比1小得多）。这样，法律的威慑作用就减弱了。而且，规则的不明确性会产生一种将合法行为视作违法行为的危险性。由于法律的威慑作用取决于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之间预期处罚成本的差额，所以以上的危险性就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威慑作用。它还将阻止某些合法行为，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强调的那样，当被不明确的禁令所阻止的合法行为的社会价值高于其私人价值时，这种影响就尤其严重。于是，即使其成本的略微增长（归因于处罚的威胁）也可能严重地减少从事这一活动的私人需求，从而引起巨大的社会成本。这可解释：何以最高法院认为，当法律调整的行为与思想表达密切相关时，宪法决不允许刑法过度宽泛。由于我们对思想还缺少一种有效的财产权制度，所以思想的社会价值往往超出其私人价值（我们还将在第27章中论述）。
以上分析还表明，一般而言，如果与民法相比较，我们更不能容忍刑法的不明确性。我们可以从第7章中了解到，由于刑事制裁的代价比民事制裁的代价高，所以由法律规则的不明确性所造成的对合法行为进行处罚的社会成本也就更高。与之有关的另一事实是，刑罚是无法进行保险的（为什么？）。即使是对合法行为进行刑事制裁的几率很低，而且这一行为的价值可能很大，但这种几率仍然会导致风险厌恶而使人们放弃这一行为。
广义标准的另一个问题是其产生了代理成本。决定执法官员和法官是否偏离了其起诉和审判权力的界限是很困难的。规则和标准不仅要那些法律制度要约束其越轨行为的人知道，而且要法律制度中的行为人（即社会代理人）知道。
这些问题在原则上总可用（狭隘、明确的）规则替代（宽泛、含糊的）标准而得以解决。但是，规则越明确，出现漏洞的可能性就越大——它通过暗示而许可了规则旨在禁止的行为（为什么？）。通过故意使规则包容过度，我们可以将漏洞效应（loophole effect）最小化——例如，确认一种低于一般驾驶条件下最佳速度的车速限制。制裁越宽泛，规避这一规则的交易成本越低，包容过度的成本也就越低。由此，人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1）我们在侵权和契约法中大量使用严格责任，而在刑法中却很少使用；（2）许多相当武断的规则存在于可以以低成本就这些规则进行谈判的财产法和商法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将经济含义赋予以下的法学家箴言：重要的是制定法律，而不是已制定的法律公正是否。）。
一项规则的清晰性（即非常明确）可能是容易令人误解的。规则为例外产生了压力，而规则和例外的结合与引自标准的实用条款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如果为了改善含糊的规则和变动中的社会环境的适合性而允许增加特别例外时更是如此。一项标准更适于产生相对立的因素之间的明确平衡（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运用），但规则的执行可能通过后门来解决规则和例外之间的范围和含义的争议而产生平衡。因为，在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归入规则或其例外的范围时，法院可能会（不论其公开地还是隐蔽地）求助于被认为是规则的基础或促进因素的标准。通常，当法院用一项规则的目的来决定其范围时，法院其实在默示地将规则重新认定为标准。
如果规则的明确性可能是容易令人误解的，那么标准的模糊性也是如此。标准比规则更直觉。许多人并没有将不注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