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价值观的非主体价值评说是我从来就反对的。因为一种价值是否有意义，是取决于这个价值的享有人而不取决另一个价值系统的人。所以就这个层面上来说，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对另外一个价值系统的人或事物说三道四。但这里面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在遵循于一个价值系统中的大部分人群必须是快乐而幸福的。如果不是，那么这个价值系统就必须重新审视直至被打碎、重建。
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目前中国的家庭教育已经出现了深重的危机，尤其是在城市里，两代人几乎都在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下疲惫地徒步人生。我敢说，当下中国，在有十岁以上孩子的家庭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父母和孩子都是不快乐的、疲惫的、缺乏沟通的、心情不畅的甚至是互相仇视的。这种现象在大、中城市里尤为严重。现在社会上已经公布和出版的各类有关这方面的调查报告和书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陈屹，这位留学美国多年的学子，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比较中、美两国在教育理念上的区别及优劣。作为国内多家媒体的特约撰稿人，陈屹经常在国内的媒体上发表各类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下面这篇文章是他在2002年9月5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题目是《美国人不谈“父母恩”》，请看：
“养儿方知父母恩”，这是在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才感悟到：“原来做父母真不容易。”但是，多年来在与美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并不记得他们说过“当了父母后，才知晓做父母是这么难啊”。
在有意和无意的观察中，我觉得海外大部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很尽心尽力，但有时并不觉得他们在享受子女的成长，而是盼望他们长大成人，父母好解脱辛苦。似乎养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时刻赶着完成系列任务。比较而言，美国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要比中国父母随意得多，大部分父母更注重整个过程中的快乐，而不是单纯的结果。
比如，美国学校为学生组织了各式各样的体育队：足球，篮球，垒球，学生自己报名，象征性地交一些费用。教练呢？都是队员的父母，他们都是自愿服务者，为了孩子，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兴趣。队员的训练时间不定时，有时为了赶场地，训练从下午四点半就开始。我真不理解，正是上班的时候，这些孩子的父母们怎么安排出时间的？比赛的时候，尽管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队员，表现得实在惨不忍睹，但是，大人们还是认真地为他们助兴。有一次，我在停车场等儿子，看到儿子的教练愉快的样子，我说：“他们赢了？”教练说：“这次踢个3比9，虽然我们输了，但是，孩子们斗志昂扬，精神可佳。”当时，“祝贺孩子们”的话几乎要从我的嘴边脱口而出。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为何没有听到他们讲“养儿方知父母的苦呢”？经过多年观察，我总结了下面几点：其一，大部分美国人决定当父母时，在经济、心理上，做过一段适应和调整。其二，相互尊重，把子女作为一个享有同等权益的人，尊重子女本人的意愿，远比完成父母的梦重要得多。其三，孩子不可能跟父母一辈子，父母也没有想靠孩子养老，所以在具体生活中，孩子和父母双方保持独立的思考和经营方式。比如，父母不会拿出自己的养老退休金给孩子付学费，只要孩子有机会，他们都以自食其力为荣，即使父母非常富有。
在中国的大文化下，我们看美国老人，觉得他们很可怜，其原因是他们没有子女在身边相伴。实际上，这正是大部分美国老人自己的选择，不靠子女，靠独立的自己。也许美国父母比中国父母“狠”些，因为他们的子女上学自己贷款，以后自己靠工资偿还，甚至高中时候就开始打工。但是，这些正是孩子走向独立，提早步入社会，锻炼个人素质不可缺少的机会。
在中国我曾看到高级自助餐上，孩子大吃，父母要了一份最最便宜的食品，为的是陪孩子。当时第一个念头我想到的是：“我不会这样做，如果经济上不允许，我会诚实地告诉孩子真相。”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在教育下一代的观念和行为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生儿育女是一种任务，并十分注重孩子长大以后的结果；
美国：养育一个生命应该是一个快乐的过程，结果不是主要的；
二、中国：学习是孩子最最重要和最值得鼓励的事情，而玩是无关紧要的；
美国：兴趣是孩子成长最最重要的事情，孩子们玩的同时就是在学习；
三、中国：中国的父母很“善”，以给孩子包办一切为荣；
美国：美国的父母很“狠”，让孩子们自力更生为耀；
四、中国：以貌似浓厚的人情味实际上给孩子的是溺爱；
美国：以貌似冷酷的理性情事实上给孩子的是真爱。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WTO的加入，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这个地球村一个无法孤独的成员。一切法则的共效性已经从各种竞争开始显现，当然也包括人才的竞争。所谓人才竞争，归根到底实际上是取决于培养人才之教育方式的不同。而这种方式之所以会不同，就是因为各自的教育理念和观念的区别。那么区别已经十分明显了，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令人震惊的《新狂人日记》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在他的《狂人日记》里曾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呼唤，这个呼声在中国的上空飘荡了几十年。鲁迅当年之所以要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是因为我们的大人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来不断地“吃”着自己的孩子，眼看着正常成长的孩子被越吃越少，于是鲁迅先生心急如焚地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吧！如今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又有谁知道，中国人的这种“吃”人的恶习非但没改。而且有越“吃”越厉害的趋势。所不同的是，只是我们换了一种“吃”法。直到有一天我猛然看到一位中学生写的那篇《新狂人日记》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到，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鲁迅先生的呐喊依然在我们的空中飘荡着，而鲁迅精神的执著不死，则意味着我们当下的精神世界与半个世纪前的精神世界似乎依然相似，只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的又一次重叠。
新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日前闻其大病一场。近见之，早已康复。因大笑，
出示日记二册，语多荒唐，特录其下。记中之语误，一字不易。
一
今晚夜色平和，诗一般的平和。
“你去看课本！看这些管个屁用？它包你考上大学？”父亲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以前的父亲？也许不是了吧。我所记得父亲全然不是如此的。莫不是我父亲落入某个歹人之手。换了个智能机器来顶替他，来迫害我？
我害怕。
二
对的。父亲定然不是先前的父亲了。不然，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在如此的短短的几年里，怎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是的，就这几年。
那个机器的眼睛阴森森的，好恐怖。
那个机器瞪着那双恐怖的眼把先前父亲为我买的“圣贤书”拿走了。况且，在它的嘴里，把“圣”字去了，改为“闲书”。莫非这机器与我父亲有很大一致，只是在输入程序时，少输了两个字节，或者由于某种原因，遗失了？
三
早上起床，我去洗脸。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人，他面带倦容，头发散乱；特别是他那双眼，布满血丝，像是一个饱经风霜而无所获的年已花甲的老人的眼，它要闭上，好像又由于某种原因不敢闭上或者根本就不能闭上，它在流泪，它在流血。那个镜子里的人是谁？我真的不认识。那个机器走过来说：“快，抓紧时间，你照什么镜子呀你？”我问他镜子里的人是谁，他用大手摸摸我的额头，勉强无力地笑笑，说：“快，别开玩笑了。”
开玩笑？到底是谁？如果根据光的镜面反射定律，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但我敢用我的一切担保，那人不是我。莫非那群歹人把父亲换成机器不算，还把我的大脑移植在了某一个生命体上？我是谁？
四
天色很好，我料定不妙。
放学时，我骑着车，路过小学校门口，那帮小孩儿都在大门外追着，闹着。
我忽然眼光一闪，我看到了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笑着，走远。好熟悉，而又一刻之间想不起来。我们一定相识，且非同寻常地相识，好像是离开了许多许多年而又一直没能相见的老朋友。是谁呢？我想了又想，用韦达定理，阿基米德定理，欧姆定律，安培定则推了又推，还是记不起，我失忆了？
五
放学了，我特意去小学校门口去等，等着见那个推不出来的老朋友。我又见到了，那个，就是那个！不！这个，这个也是！那一群都是！是谁？
有一次感性与理性的强烈大碰撞，把那些定理们碰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我感觉到它们呼吸急促。
我知道了，现在我才知道，那些人是我，他们都是我，绝对，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就是我。准是有人把我的思维用一种什么形式移植到了这个位置，这个肉身上。我的天，我见到了我，却不敢相认，真的不敢。
六
今天有一群老师在一起叽叽喳喳。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看看我，笑着，又去叽叽喳喳。
他们在说我！
说我什么？说我的成绩又一次证明了思维大脑移植的成功？
我走近听听，他们背过脸，声音更小了。
七
有点风。
我愈发觉得不对了，有几位同学总是看我。笑着看我。莫非他们也知道了？毕竟是“学”字辈的，掩藏不好，老是发笑？他们是同谋？他们早已经过周密地推理算定盛载我思维的这个生命体必将成为某种制度的牺牲品？
八
无风，多云。
我的书自己翻了几页。怎么可能的？可它确实是翻了，难道这书、这课本也被赋予生命？定然是的。人与人相同，倘若读的书相同，做读书的人也不至于这么难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