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不明白，这感觉究竟是怎样来的，是那琴音招引来的？到底是哪个旋律、哪个和声打动的我？为什么以前听这支曲子时从无这般感受？更奇怪的是，以后，多少次黄昏时，我设法支开家里的人，依旧在这光线晦黯、阴影重重的安寂的小屋里，独自倚门倾听这曲子，但再也不曾出现那种忍俊不禁、苦乐交加的感觉了。
那琴音仅像一丝微弱的风，难得再在我心中吹起浪头。怎么回事？……感觉是找不到的，只有它来找你。
真好
刘墉
在大学主编校刊，见过许多同窗的好作品，内容都不记得了，唯有一篇文章的，一直未曾忘记：“年轻，真好！”在报纸副刊的女作家小说专辑里，看到一段动人的情节，倒不是其中对少女初历人事、云雨缠绵的描写，而是那少女在激情时所说的一句话：“有身体，真好！”一家人到佛罗里达度假，坐在海洋世界的湖边，看孩子挤在人群中跳草裙舞，阳光和煦，海鸥翩翩，妻笑着说：“有钱，真好！”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直未曾会面，最近突然来信，行间不再是千云的豪气，却满是人生的哲理，尤其是临结尾一句话，震人心弦：“活着，真好！”从追求年轻的奔跃、肉体的激情、金钱的力量，到仅仅是活着，这，就是生命的历程吗？
真话难说
《南方周末》
蒋子龙
一位尚不足60岁的作家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现代医疗技术的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已无法做手术，也没必要了。家属却坚决要求医生给开一刀，不能白白地等死。现代医疗技术无论多么先进，终归是隔皮看瓤，打开后万一还有希望呢！把毒瘤多少切去一点，总比一点不切要好吧？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慰病人。家属告诉他是肺里长了个良性小瘤子，如果不手术，关于良性的谎言岂不就得戳穿？家属还请求作家协会出面，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医院给实施手术。于是我们也加入撒谎行列。
医生虽然明知手术对病人有害无益，也只能答应病人家属和所在单位的请求。因为他们也是撒谎者，从一开始就和家属一起向病人隐瞒了真实病情。哪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不是这样做的呢？从谎言变成了行动，病人的身体被切开了，跟医生预料的一样，决无手术的可能了，原样又缝合起来。绝症在身的病人又白挨了一刀，损伤了元气。得到的只是一句新谎言：手术很成功，很快就会好的。
所有到医院看望他的人不仅重复着家属提示的谎言，还即兴创造出一些新的谎言。包括他家的小孩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说着大模大样的谎话。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倒有一种神圣感，一种悲壮感，都在扮演保护他的角色。
大家心安理得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是为了他好，怎么骗他都没有关系。
自以为比对方强大，可以撒谎，出于同情对方，为了让他高兴，也可以撒谎。
他的生活被谎言包围着，也许他的余生就得靠这些谎言支撑着。
他的精神居然真的好起来，要求看文件；给医生写了感谢信；提出了病好后挂职深入生活的计划；要求再分给他一套房子，他的孩子多，已经给过他两次房子都不够用的；要求专业职务评定委员会把他由二级作家升为一级作家……他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人们无法拒绝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这些应允又是不可能马上都能兑现的。正因为用不着兑现，别人才答应得那么痛快。
为什么欺骗一个快死的人就不觉得是缺德呢？因为说谎的动机是善良的。是诚实的虚伪，是诚诚恳恳地在说谎。深恶孩子说谎的家长，同时又教孩子撒谎。其实也难得有自己从不撒谎的家长。
有人喜欢这样标榜自己：“你什么时候听我撒过谎？”——这本身就是一句漂亮的谎言。在文艺作品里形容正面人物的正派总是用“他从不撒谎”这类的套话——这又是一种貌似豪迈的谎言。人不能没有真诚。即便是最无耻的骗子，也有知心朋友，也有说真话的时候。同样，什么时候生活中又真正禁绝过谎言呢？我想找到一种关于谎言的权威解释，却意外地发现许多不朽的人物都说过关于谎言的好话：英国人文主义者阿谢姆说：“在适当的地方说适当的谎言，比伤害人的真话要好得多。”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若是消失了谎言，人类该是多么无聊无趣呀！”拒绝任何宗教，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从来没有说过谎的人，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法国道德家沃夫纳格说：“人人生来都是纯真的，每个人死去时都是说谎者。”
够了，再举下去就有点“谎言广告”的味道了。
恶意的谎言应属造谣、诽谤，不在此列。
美国作家冯纳古特说：“人需要好的谎言，可惜好的谎言难逢，烂的谎言太多。”
一个欧洲大作家到政府禁止垂钓的地方去钓鱼，而且向旁边的人瞎吹：“昨天我从这儿钓了7公斤！”正巧警察走过来，要按他自己坦白的数字罚款。这位作家说：“先生，你不能罚我的款，我是作家，虚构是我的工作。”这算不算冯纳特所喜欢的“好的谎言”？那么，人们也可以把成功的创作、美妙的想象视为“好的谎言”。
尽管人们推崇真话，还是搞了一个“愚人节”，其实就是说谎者的节日。大大方方地享受说谎的快乐和被谎言欺骗的快乐。
有人称作家为“人精”，这位患晚期肺癌的同行，怎么会听不出或看不出大家是在骗他呢？病长在他身上，即便别人能骗得了他，他的身体、他的感觉还能骗得了他吗？人，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撒谎。所以“人才离自己最远”。不愿或不敢正视的事实，就宁愿相信它不是真的。
一个平时最瞧不起人或许是他最瞧不起的人，听说他得了绝症，到了医院跟他和解，不慎说漏嘴，桶穿了窗户纸。他奇迹般地开始昏迷，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是真话害了他，还是谎言害了他？是被欺蒙地活着好呢，还是明白真相后死去好呢？在为他治丧的日子里人们还议论几句，不久便没有人再去想他了。
正确对待自己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天降大任的伟人，也有屡遭挫折的普通人，虽然他们的才能地位十分悬殊，但是，高贵的品质和卓绝的毅力可以使伟大的人谦虚谨慎，严己，始终将自己视为人民中普通的一员；也可以使平凡的人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做出惊人的成就。
《帅门家风》向我们奉上的是一个老党员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在刘帅面前，一切以权谋私的人都应该羞愧。
《电学天才斯泰因梅茨》则告诉我们：在有故障的机器上，“画一条线，一美元；知道在那里划线，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这个意味深长的道理。
《怕见阳光的人》，以她自身的经历向人们表明：容貌有缺陷用不着自惭形秽，遭受挫折更不必自暴自弃，只要你能够面对现实，勇敢进取，和煦的阳光也会像普照天下人一样普照你。
你可能是伟人，或者是位普通的人；你的生活道路也许一帆风顺，或者屡经坎坷。但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忘记自身的责任，都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正眼看人生
《当代名家随笔精品》
罗兰
在汉堡定居的一个中国人，对我讲了他的一次亲身感受——他刚到汉堡时，跟几个德国青年驾车到郊外游玩。他在车里吃香蕉，看车窗外没人，就顺手把香蕉皮扔了出去。驾车的德国青年马上“吱”地来个急刹车，下去拾起香蕉皮塞到一个废纸兜里，放进车中。对他说：“这样别人会滑倒的。”
在欧美国家的快餐店里，有个不成文规矩，吃完东西要把用过的纸盘纸杯吸管扔进店内设置的大塑料箱内，以保持环境的整洁。为了使别人舒适，不防碍影响别人，这叫公德。
在美国碰到过两件小事，我记得非常深。
一次是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前的开阔地上，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猫腰在地上拾废纸。当风吹起一块废纸时，他就像捉蝴蝶一样跟着跑，抓住后放在垃圾筒内，直到把地上的乱纸拾净，拍拍手上的土，走了。这人是谁，不知道。
另一次在芝加哥的音乐厅。休息室的一角是可以抽烟的，摆着几个脸盆大小的落地式烟缸，里面全是银色的细砂，为了不叫里边的烟灰显出来难看。但大烟缸里没一个烟蒂。柔和的银耱很柔美。我用手一拂，几个烟蒂被指尖勾起来。原来人们都把烟蒂埋在下面，为了怕看上去杂乱。值行深思的是，没有一个人不这样做。
有人说，美国人的文化很浅，但教育很好。我十分赞同这见解。教育好，可以使文化浅的国家的人很文明；教育不好，却能使文化古老国家的人文明程度很低，素质很差。教育中的“德”，一个重要成分是公德。公德的根本是重视他人的存在。
美好的环境培养着人们的公德，比如清洁的新加坡，有随地吐痰恶习的人也不会张口把一口粘痰唾在光洁如洗的地面上。相反，混乱肮脏的环境败坏人们的公德，比如纽约地铁的墙壁和车厢内外到处胡涂乱抹，污秽不堪，人们的烟头乱纸也就随手抛了。
好的招致好的，坏的传染坏的，善的感染善的，恶的刺激恶的，世上万事皆同此理。不要希望人类是完美无缺的，不要希望每一个人都像圣人一样是完全舍已为人的，不要这样希望！我认为，我们这样承认，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唯有这样承认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对人间多存几分原谅，少受一点失望的打击。
假如你为人间冷酷而难过，那么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你自己发出光和热，使人间减少一分冷酷，增加一分温暖。假如人人都停止抱怨别人，而由自己本身去发光生热，这人间就温暖得多了！不要希望人们一点也不虚伪。你只能希望人们在虚伪之中仍不忘善意，并且希望人们能在该诚恳的时候诚恳，这就够了。
不要对人类失望！我们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有好处，也有缺点；有可爱的地方，也有令人失望的地方，能承认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