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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译文】
冯梦龙说：真正的智慧并非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原则可依循，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难局，有恰如其分的不同对策。所以愚昧的人，偶而也会出现深具智慧的反应；倒是聪明的人往往因为太紧守着某些原则，遂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因此，真正的大智慧其实是“无心”的，不会被既有的原则、经验和思考方式所拘限，所以能充分灵活、充分弹性的深入变动诡谲的难局里，洞见常人所不能见的问题核心，察知常人所不能知的长远发展，而其拟定的对策，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像，甚至乍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惟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才能看清这样深远通透的智慧来。
这样不拘原则的上上智慧，虽是不可学，然而多知道一些这类的智慧事迹，却也能有效增加我们应对问题的能力。
又：一些不见得聪明的人偶而出现的上上智慧，也往往对我们有启发和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我特地把这些我所知的智慧实录条列出来，分为四卷，分别是“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总其名为“上智”。
见大卷一
【原文】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一操一纵，往往在预料之外，这是平凡的人最害怕碰上，豪杰之士却最能拿捏分寸的地方。
1、太公孔子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冯述评］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冯述评］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太公望（姓吕名尚，为周文王师）封于齐，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成王为政）问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冯评译文］
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韩非（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口吃不能言谈，善于著书。著有《韩非子》）《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春秋时鲁大夫）言论的诱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成为空虚。孔子做大司寇（掌管刑狱的官）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学生）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画尽奸雄的隐密］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冯评译文］
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应一概摒弃他们。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几乎要压过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的原因杀人树立了榜样。
夸夸其谈的人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贤明的君主就是应该杀了他。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杀的理由。唐朝萧瑶痴迷于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官名，参谋军务，唐代兼管一郡军务）郑铣阳、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看诗中的意思是在推崇道教。这种思想不切合时代的要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吧！”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痴迷佛、道的人都让他们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述评］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
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
《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冯评译文］
子产（名公孙侨，春秋郑国人，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强之间，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对太叔（即子太叔，名游吉，春秋郑国人，继子产为政，能宽不能猛，郑国多盗）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
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商鞅（战国卫国人，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又称墨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
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书法，迷信佛教）看见执行死刑，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
《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3、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