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启动，静静地想着她走后我要做的一切。玛勒会高兴的，我们可以一连几星期大过风流瘾，这可就像度秘密的蜜月呀。
第二天，我耳朵疼起来了。我给玛勒挂电话，务必请她到大夫的诊所与我会面，这个大夫是我老婆的一个凶猛残忍的朋友。有一次，他就用古代的刑器差点要了一个小孩的命，现在可轮到我了。我让玛勒坐在靠近公园门口的凳子上等着我。
大夫看到我似乎很高兴，他在进行器械消毒的当儿同我瞎聊了半天文学的事。然后他试了试通电的玻璃罩，这个东西看起来像透明的心脏，这本来是作分离催化器用的，可一到他手里，却成了残忍的吸人血的新玩意儿。
那么多的庸医都看过我的耳朵，搞得我成老病号了。每治一次，耳朵都要疼得钻心，就是说，这块坏死的骨头在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脑子，最后会连成一大片。耳乳突如同一匹野马杀将出来，耳朵里老是有木槌和锯子的尖亮的声音，像开音乐会似的，这样，我就像个半身不遂的疯子，扭着个半边脸被人送回家。“你可不能再用这只耳朵了，能保证吗？”他也不提个醒，就把一根通高压的电线接到我脑门上。
“不，根本不行的。”我疼得差点儿从座位上滑下来。“哦，这无伤大体。”说着，他把玩着模样怪难看的鱼钩。
手术就这样进行着。每次治耳朵，一次比一次痛苦，直到我疼得真想把他踢个稀巴烂，他才作罢。耳朵里还插着通电的小罩子，这是要冲洗耳道，把残留的脓吸出来，然后就没事了，我就可以如脱缰的野马一样自由了。
“你这耳朵挺麻烦的，”他点了根烟，跟我卖关子，“我自己可不想把这病治糟。要是疼得厉害，最好让我动手术。”
我渐渐安下心来，让他给我冲洗。他塞进喷嘴，然后打开开关，我好像感觉到他在往我脑子里灌氢氟酸。脓出来了，还带着几丝血。我疼得要死。
“真有这么疼吗？”看到我疼得面如纸灰，他惊叫起来。
“比上次还疼，”我说，“你要不赶紧做完，我就要疼死了。我情愿长出三个乳突看起来像个疯子都行啊。”
他拨出喷嘴，上边沾有耳屎、小脑、肾以及尾骨的骨髓。
“效果不错，”我说，“我多会儿再来？”
他觉得明天来最好，想看看我恢复得怎么样。玛勒看到我吓了一跳，她想马上带我回家，好好地侍候一番。我累得筋疲力尽，不想让人给我添乱，就匆匆地与她道别，“明天见！”
我像个醉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倒在沙发床上就呼呼地睡死了。等我醒来，已是黎明时分，我感觉非常好，就起床去公园里溜达溜达。这些天鹅也醒来了，它们可是没有耳突呀。
我的耳疼一减轻，即使我身无分文，不交朋友，没有鸿鹄之志，生活似乎还是挺美好的。能舒畅地呼吸，能平安无事地行走，我就心满意足了。天鹅、树木甚至汽车在我眼里也是美丽的东西。生活在四轮滑冰鞋上向前行进着，大地博大精深，一直在孕育着极有魅力的新天地。看看这风是怎样吹拂这玲珑可爱的青草叶吧！每一片青草都有灵性，一切都在听从生命的召唤。如果地球本身就很痛苦，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行星可没有耳疼的毛病，尽管要忍受极端的痛苦，但它们具有免疫功能，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啊。
我就这一次提前上的班，不知疲倦地忙活了半天。我按时见了玛勒，她又会坐在公园的凳上等我的。
这次，大夫只是简单地查看了一下，挑出一块新结的痂，用药膏轻轻地擦洗耳朵，然后塞住。“恢复得不错，”他含糊其辞地说，“过一周再看看。”
我们，玛勒和我，心情有说不出的畅快。我们在路边的小旅馆吃了饭，付了钱。夜色宜人，我只想溜达到天亮。我们躺在草坪上，仰望着点点繁星。“你觉得她真的要外出几周吗？”玛勒问道。
这事好得让人觉得不踏实。
“也许她再也不回来了，”我说，“她要我陪她乘一段路，大概这就是她想说的要紧事吧。也许她最后六神无主了。”
玛勒认为她不是那种要付出代价的女人，再说这也不碍事。我们这会儿挺开心的，还想她干什么。
“但愿我们能一同离开这个地方。”玛勒说我们去谁也不认识的另外某个地方。
我认为这个主意再好不过。“会如愿以偿的，”我说，“这里没有一个我牵挂的人，你要不是出现在我身边，我的整个生活都很无聊。”“咱们去划船吧，”玛勒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我们起身，逍遥自在地来到租船处，可惜这地方已闭门谢客了。我们就顺着河边的小径慢慢地走着，很快便来到建在水上的客栈，这里空无一人。我坐在粗糙不平的凳子上，玛勒坐在我大腿上。她穿一身昂贵的缀着小圆点的瑞士服，我特别喜欢这身装束。她里边什么也没穿，赤裸着身子。她从我大腿上滑下来，脱去衣服，跨在我身上。我俩紧紧地搂在一起，美滋滋地玩了一次。云雨过后我们衣衫不整地坐了半天，就这么静静地吻着对方的嘴唇和耳朵。
随后我们站起身，在湖边用手绢擦了擦身子。我正要用汗衫的一角擦拭下身，玛勒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指着矮树丛后的什么东西。我只看到一线亮光。我马上扣好裤子，拽着玛勒又回到砾石场，然后朝相反的方向慢腾腾地走去。
“我肯定那儿是个警察，”玛勒说，“他们就爱干这号事，真是个性变态。这帮人老是藏在矮树丛里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
过了一会儿，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这肯定是个脑瓜子迟钝的警察。
“你们俩，等一等，”他说，“准备去哪儿？”
“你这什么意思？”我装出恼怒的样子，“我们在散步，你没长眼睛？”
“你俩可转了大半天了，”他说，“我很愿意同你们一起返回车站，去配种站怎么样？”
我装疯卖傻地说不清楚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是警察，一听这话就火冒三丈。“闭住你的臭嘴，”他说，“趁我还没逮捕你，赶快把这个女人带走。”
“她是我老婆。”
“哦……你老婆，当真？哎呀，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只是亲亲摸摸，嗯？你竟敢在公共场所洗你那见不得人的玩意儿，我以前要碰到过这种事，就不得好死。现在也别太着急。小伙子，你可闯大祸了，而且这女人要是你的老婆，她也得栽跟头。”
“等等，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你叫什么？”他打断我的话，准备往小本上写。
我告诉了他。“那，住在哪儿？”
我又说了。
“她的名字？”“同我的一样，我告过你她是我老婆。”
“你就说这些吧，”他不怀好意地瞥了一眼，“好了，嗯，你在哪儿混饭吃？一直上班吗？”我取出钱包，向他亮了亮“宇宙精灵”公司的证件，这东西我总是随身携带，这样可以免费乘坐纽约大街的地铁、火车和公共汽车。他看了直挠头，而且还把帽子掀到脑袋后面。“这么说，你还是个劳工部的经理？对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可是个要职呀。”他迟疑了一下，“我想你肯定愿意在这位置上多干一干，不是吗？”
我脑子转得飞快，看到自己的大名会赫然出现在晨报上被大肆宣传。要是记者们来了兴致，就能给你添油加醋地来上一篇精彩的故事。不行，得赶快想办法。
“喂，长官，”我说，“咱们息事宁人吧。我就住在附近，何不跟我去家里坐坐呢？我俩结婚没多长时间，做事有点鲁莽，真不该在公众场合做这等苟且之事，不过，夜深了，附近又没人看见……”
“哦，可能要了事吧，”他说，“不想丢掉饭碗，是吗？”
“是的，我不想。”我猜自己兜里还有多少钱，他是不是冲着这来的。
玛勒也在包里摸来摸去。
“夫人，你可别这么慌张。你清楚自己是不能贿赂执法人员的。顺便问一下，我不太爱打听别人的事，你们去哪个教堂。”
我马上说出了我家拐角处的那个天主教堂的名字。“这么说，你是欧·马雷神父的信徒喽！嗨，你咋不早说呢？我敢说，你现在总不想给教堂抹黑吧？”
我跟他说，要是欧·马雷神父知道此事，那可就把我毁了。
“那么，你们是在他的教堂里结为伉俪的？”
“是的，长官，我们在去年四月份结的婚。”
我数着口袋里的钞票，可没让它露出来。好像只有三四元钱。我想知道玛勒有多少钱。这个警察迈开了步子，我们也得紧随其后。他突然站住，警棍指了指前方。他挥舞着警棍，头也随之摇来晃去，慢条斯理地自言自语，说着要连续九天向圣母作悔罪祈祷等诸如此类的话。他抬起右手说你们一直往前走出公园最近了，听着，你们行为以后要检点呀，可别再做傻事了。我们俩急忙塞给他几张票子，对他千恩万谢，箭一般地离开了。
“我想你最好跟我回家，”我说，“要是给他的钱不够，他还会来找我们的麻烦。我才不相信这些下流坯子呢……欧·马雷神父，去他妈的吧！”
我们急忙赶回家，闭门谢客，玛勒还是被吓得浑身哆嗦，我意外地发现碗橱里还藏有好些深红色的葡萄酒。
“现在怕就怕，”说着，我倒了一杯酒，“莫德回来，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
“她不会这么巧，是吗？”
“听天由命吧。”
“我想咱们最好就住在这儿，”玛勒说，“我可不想去她床上睡。”
喝完了酒，我们就脱了衣服。玛勒洗了澡，穿上莫德的日本丝制和服从浴室里出来，这样子让我大吃一惊。“我是你老婆，不是吗？”她搂着我说。这番话让我好激动。她在房子里踱着步子仔细看着家里的摆设。
“你在哪儿写作？”她问道，“就在这张小桌子上？”
我点头称是。
“你自己应该有张大桌子和一间房子。你在这儿怎么写呢？”
“楼上有个大写字台。”
“哪儿？卧室里？”
“不，是在客厅里。那上边阴森森的。想瞧瞧吗？”
“不，”她说得很快，“我才不愿意上那里呢，我老想着你坐在靠窗户的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