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的事情，波兰人的榆木脑子根本想像不到他会怎样。谢尔登这些年来可没吃闲饭呀……
谢尔登借给我钱的事很自然地就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是就着一杯咖啡办这事的。我同往常一样，口袋里只有五分或者十分钱，这样，我就得让谢尔登拿出支票。我这个劳工部经理不花钱的念头对谢尔登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我好大一会儿都害怕他会把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典押出去。
“五块钱足够了，谢尔登，”我说，“你要是真的愿意借给我的话。”
谢尔登的脸上掠过一丝厌恶的表情。“噢，不，不啊！”他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高得几乎成了汽笛声，“谢尔登可从来不给五块钱，不啊！米勒先生，谢尔登愿意给五十元钱！”
真是老天开眼，他真的掏出的是五十元一张的钱。这次他又装出那种山猫的样子，发钱给我时，往我方向的远处看，而且，嘴里咕哝着，向人表明他……谢尔登，可是怎么样的一种人。
“可是，谢尔登，我明天又会一贫如洗。”我想看看这句话的效果。
谢尔登笑吟吟地，这笑声透着狡猾和机警，好像是他同我一起搞的鬼。
“当然，谢尔登明天再给你五十块钱。”他的话听起来有一种怪腔怪调的唏嘘声。
“我不知道你几时能把钱收回来。”我接着说。
听了我这句话，谢尔登便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三张油乎乎的银行存折，存折上的钱总共有两千多块。他从几个内衣口袋里摸出几个戒指，上面的宝石真的在闪闪发光。
“这算不了什么，”他说，“谢尔登并没有交家底呀。”
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这对于我这个劳工部经理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有时我就想，别的劳工部经理是否也享有这些优势？在午餐会上偶尔碰到他们，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个经理，而更像个邮递员，根本产生不了他们似乎永存于内心深处的尊严和自大。我讲话的时候，他们似乎从不注视我的眼睛，却总盯着我那宽松肥大的裤子、破破烂烂的鞋、污迹斑斑的破衬衫或者帽子上的小窟窿。我要是讲个简简单单的小故事，他们却比我知道的还要多，搞得我尴尬万分。就比如，当我跟他们讲，有个邮递员在宽街办事处等电话的当儿，还要读但丁、荷马、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著，他们听了，印象极为深刻。他曾在波伦亚的一所大学当过教授；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火车事故中丧生，搞得他很想自杀；他丧失记忆力，于是持着别人的证件到了美国，而且仅仅干了六个月的送信工作就恢复了身份；他发现这个活儿挺得心应手的，就非常愿意呆下来，希望做个默默无闻的人……这些事大概在他们听起来太荒谬怪异了，他们可耐不住性子听这些。他们所能知道而且惊奇的是穿着工作服的“送信者”居然能阅读古典文学原著。讲完其中一个逗笑取乐的事情，我常常向他们中的人借上一张十元的票子，当然这就不打算还了。因为我供他们娱乐，也就觉得应该向他们榨出些来，可是他们却嗯嗯呃呃地不十分情愿掏这几个糟钱儿！跟我的那些“大大咧咧”的邮递员们相比，真是相形见绌！
思虑着这帮人的前前后后，总让我激动到极点。经过十分钟的思考与反省，我急着要写一本书。我想到了莫娜，如果只是为了她，我也应该动笔。可是到哪里去动笔呢？就在这间如同精神病院的走廊的房子里？开头就写克伦斯基仔细地察看我的肩膀？
我近来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一篇描写缅甸的一个废墟之城的文章。这座城市原是古代一个地方的首都，方圆百里之地有八千座寺庙，曾一度盛况空前，香火不断。这整个地区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在却是荒无人烟，只有少许孤零零的或者有点儿疯癫的和尚还在这空荡荡的寺庙里游荡。蛇、蝙蝠以及猫头鹰在这些圣洁的殿堂里肆意出没，到了夜间，数不清的胡狼在这废墟中奔走哀号。
为什么这一凄凉的描写让我产生如此沉重的压抑？为什么这八千座空荡、颓败的寺庙激起我如此极度的苦恼？人的生命凋谢、种族灭亡，宗教也逐渐消失，这是事物的规律所使然；但，美的东西应该留传下来，然而它却没有感召力，难以打动我们的心扉。这一难解之谜使我的心情颇为沉重，因为我根本没有着手去建造啊！我甚至没来得及砌上几块砖，自己意识中的那座寺庙已轰然倒塌，我和那些准备助我一臂之力的疯狂的信徒犹如夜间哀号的胡狼，怪模怪样地出没于灵魂的废弃之地。我们在这超然物外的天堂、梦想中的印度塔里徘徊，它还没来得及世俗化就会成为废墟的。在缅甸，是入侵者把人类的灵魂驱入地狱的。这种事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有据可查，然而，我们这个大陆上的幻想家们，是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赋予自己的理想殿堂以形式和内容呢？空想的设计师们早已灰飞烟灭！人类的创造力早已被改弦更张，而且引入岔道了，因此，可以作如是观，但我不能接受这一事实。我看见，即使建筑物里那裂开的石块、大梁、大门、窗户也像灵魂的眼睛，我看见它们正如看到了这些书籍中的活页张，而且看到了显示我们民族生命的建筑风格会以书籍、法律、石头、风俗的形式再现出来；我看到梦想被构思（首先在意识中出现）继而物化，赋予光、空气和空间，赋予目的和意义，赋予跌宕起伏的节奏，从嫩芽长成郁郁葱葱的大树，再从树叶飘零、枝干枯萎生成嫩芽，然后再给嫩芽施肥。看得出来，这个陆地与其他陆地没什么两样：包括悲剧性结局在内的任何意义上的创造才能都会让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克伦斯基与戈姆帕尔离开了，我觉得头脑清醒，想到自己也该好好地散会儿步了。这念头一闪，我兴奋不已，一边穿衣戴帽，一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学着谢尔登吹口哨的怪模样，很为这一模仿能力自鸣得意。我以前曾想过自己能当一个出色的丑角。记得上学时有个能充当我孪生兄弟的小伙子，我跟他形影不离、过往甚密。后来毕业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名叫泽尔克斯协会的十二人俱乐部。我俩掌握着协会的主动权，而别人只不过是十足的废物和寄生虫。绝望之时，乔治·马歇尔和我有时还为别人即兴来个丑角演出，逗得他们捧腹大笑。我后来常常认为这些举动颇具悲剧性意味。别人的这种依赖性才着实可怜：我此生中也会遇到他们表现出来的惰性与冷漠，想到乔治·马歇尔，我便开始接二连三地扮鬼脸。我装得很像，以至于有点儿怕自己了。因为我蓦然想起那么一天，我此生中第一次看着镜子，但却意识到自己在盯着看一个陌生人。这件事发生在我同乔治·马歇尔和马格瑞哥去剧院看某部名剧之后。乔治·马歇尔说这可能是那天晚上搞得我心乱如麻的原因。我对他的愚蠢解释愤懑不已，但难以否认他戳到了我的痛处。他的话使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孪生情谊已经完结，实际上还会反目为仇。他解释的理由虽然站不住脚，但他是对的。自打那天起，就如染色体分裂，我便开始奚落我的知心朋友乔治·马歇尔，千方百计地想与他唱对台戏。
乔治·马歇尔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犹如一棵树扎根生长，而且他很有可能谋得了职业，相对而言又是非常幸福的，可是，我那天晚上朝镜子里看的时候，觉得自己与镜子中的形象不符，方明白乔治·马歇尔对我前途的预言只不过是表面看起来正确而已。他根本没有真正地理解我，他怀疑我很异常的时候早已同我一刀两断了。
想着这些的时候，我依然看着自己，面孔悲切切的，一副沉思的模样。我不再看自己的模样，而是看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形象……那是我有天晚上弯腰曲背地坐着听一个名叫陶德的印度人讲话的时候。陶德也说那天晚上把我惹得心烦意乱，不过他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他按印度人的礼节握着我的手，过路人还以为我们是在打情骂俏呢。陶德力求让我用不同的眼光看问题。他困惑不解的是我还是那么“心地善良”……而且多会儿都是那么顾影自怜。陶德非常想让我信守自我，他所指认的自我是我的“真正的”自我。他似乎意识不到我本性中的复杂情结，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他不理解我为什么对生活的境遇不满意，尤其当我做得这么优秀的时候还怨声载道。一个人仅仅是一台从善的机器就完全被人憎恶，他觉得这简直难以想像。他没有意识到我只是个盲从的机器，仅仅习惯性地遵纪守法，而且，即使这种惯性意指善行，我也恨之入骨。
那天晚上，我灰心丧气地离开陶德。我不想让那些为了让我套上枷锁而握住我的手、安慰我一番的庸俗之辈围着我团团转。我离得他远远的，但开心之余有一种不祥之兆。我没有回家，而是本能地去了女服务员住的那间布置齐整的房子，我要与她谈情说爱，调情骂俏呢。她披着男用长睡衣来到门口，请求我由于时间关系不要与她一同上楼。我们走进去，到了过道，靠着暖气炉取暖。过了一会儿，我解开腰带，想以那种勉强过得去的姿势尽情地同她玩一玩。她惊喜交加地浑身颤抖。云雨完毕，她抱怨我太鲁莽了。“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她浅声低语，紧紧地偎依着我。我突然跑开，她表情迷惑地站在楼梯口。“哪种人才是真正的自我？”这句话在我疾速穿越大街的时候于脑中反复地回响着。
我在布罗克斯险象环生的大街小巷疾速地穿越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这句话。为什么要疾走如飞？是什么东西逼我这样？我放慢脚步，好像要让魔鬼超过我……
你要是一味地扼制自己的欲望，到头来就会是一个不动感情的呆子。这种压抑完全耗尽了你的生命，你到最后一吐为快，可是几年过后你才意识到这不是你吐露的东西，而是你深藏于心中的自我。你要是失却了自我，就会像个被幽灵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