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服务的，而且都有时间的局限性，不可能永恒，就是所谓的“星移斗转，理变法迁”。然而不管怎么转移怎么变迁，过了一段时间，原来合理合法貌似强大的东西，常常腐朽消亡了，而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利益、弱势群体的主张和要求，却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和淘汰，得到了保留和体现，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合他们的理和法；英国人从前到处霸占殖民地合理合法；我们国家过去的反右派、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四人帮”镇压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当时也合理合法，后来却都被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一九###年的“###”，现在许多人回避着它走，不敢正面地理直气壮地对它评论，到了将来，经过了历史的检验，看到了党和国家在推行民主进步与惩治腐败方面所下的力气和取得的实际效果，再回过头来想想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民的要求，也仍然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意见得到肯定。别看现在各地都在风行建设豪华楼堂馆所，但这种风潮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党中央的方针和党的优良传统，更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迟早是要被纠正和清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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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乡长不是一个庸俗浅薄之辈，他深刻地研究和领会伟大的老子所说的“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意义，以及美国哲学和社会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说的，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乃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所以剥夺个人自由、歧视他人、以多数为名迫害少数、或者坐视个人之间的命运差距，都是违反正义的。任何一个社会都难于避免事实上的不平等；权力的责任，是将其重心向社会弱势倾斜，使那些最少受惠于社会的成员得到补偿利益，这才叫做主持公正，是“替天行道”。彭乡长愿意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认识到的这条最高的执政为民的行为准则。
正是秉承着这种信仰和信念，彭乡长才能不惮于逆抚龙鳞昨天在区里发表自己的意见，今天在乡里又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关于洪嫂这一栋房屋的拆迁，彭乡长还是想用和稀泥的办法处理为好。他的具体意见是：第一，不能动用警察，用警察就是武力镇压，我们乡不能开这个恶头。警察是放兵不由将的，到时候说不定闹出个大事来，警察总吃不了亏，吃亏的是村民。我们不比区里的领导，他们离老百姓远，不怕得罪老百姓；我们离老百姓近，许多工作要和他们面对面，损坏了我们的形象或是成为势不两立，今后可能无法开展工作。他们村委会就有这份聪明，从开始征地时就跟上面订了君子协定，假如拆迁时采用的是强制方式，他们就找个借口躲避起来，决不出面，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一半；第二，开挖掘机上去可以，但最多就是吓一吓人，人家不退的话，我们就撤退，绝对不能强拆，更不得闹出伤残人命来，不然的话，象洪嫂这样的人要是出了事，她的一家人还怎么活？第三，撤退下来以后，向洪嫂让步，满足她的要求，协商解决问题。对人民群众，让步没有什么丢面子的，你们不肯丢我来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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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委书记心里尽管有些不高兴，但仍旧耐着性子和颜悦色地说：“老彭呀老彭，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拗？你的这三条根本就不是从实际出发。第一条，她洪嫂现在是有恃无恐，老虎屁股摸不得，仗着自己是个寡妇，是个女的，别的女的上前对付不了她，男的上去她就撒泼说你欺负她，这种情况下警察最好派用场。有警察不用，我们怎么办？别人不敢上，难不成要我们两个亲自伸拳捋手地上前去抓她捆她？第二条，开弓没有回头箭，挖掘机上去不推房子，又退下来，这面子可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整个乡党委乡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其他的拆迁对象都来效仿，其它的事情都这么样的办，我们今后还要不要搞拆迁，还要不要做工作，还要不要威信和原则了？要是满足她的要求，可不是她一个人，还有好几十户与她相近或类似的人家就都得满足，做了初一就有十五，那么开发商就得从他的黄金地段拿出几十套商铺来，你想想，开发商能同意？人家搞开发是为了赚钱，不赚钱的事他能答应？人家是跟我们订了合同的，连钱都汇到我们账号上来了，他要告我们一个违约，把其他的投资人吓跑了，我们得损失多少？这几笔账跟一户群众的房子相比，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比，哪一头重哪一头轻，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的掂量不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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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乡长说：“我不是掂量不清，是掂量得太清了。我是这个乡的乡长，乡政府的牌子上写的是‘人民政府’。她洪嫂是不是属于人民？动用警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中的弱女子，你以为我们脸上有光彩？我今后见了群众，或叫我在大会上作报告，我都没有脸皮称自己是人民政府的乡长了！不错，他开发商是该赚钱，但是，我也估计得到，他在这一块地皮上获得的利润，远远就不止他自己说的那个数目。拿出几十套商铺，并不是白拿，价还是要算的，只是价格比挂牌卖低一点，不可能造成他就赚不到钱了。你说这一着对老百姓退让了，今后的工作就没法做了，我看没有这么严重。一件事归一件事，老百姓不是都那么无赖，恩恩怨怨分得清楚，我们敬让他们一尺，他们会敬让我们一丈，你不要担心丢了一点面子，乡政府、区政府就会瘫痪，国家就要亡党亡国，相反，我们的工作会更好做，国家和党会更坚强。”
乡书记听了彭乡长最后的话，觉得分明是故意地刺他，不禁很有些生气，就板起脸来说：“彭乡长同志，我们都是党员领导干部，党的纪律你也是知道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在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也会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饮水思源，我们的权力和利益是谁给的，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上这个领导人的位子上来的。我们毕竟是组织上任命的，是上级直接派来的，而不是洪嫂或其他群众给我们的。我们经常称和书记老板，而没有人称呼村民是老板。称洪嫂这样的群众是老板，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信任和期望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则要摆在次要的后一步的位置上，这在我们选人大代表或党代表的时候，要求普通被选举人都要明白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拆迁是区委区政府的战略决策，原则是区委办公会定的，我们只有服从的义务和责任，不存在讨价还价的自由。”
彭乡长说：“我今天不想和你争论权利是上级给的还是人民群众给的这个问题，也不是讨价还价。区里只定了些原则，那些原则，尽管我有保留的看法，我也只好服从。现在是我们乡里讨论具体实施方法，还没有形成决议；拆迁还没有开始，新房还远远没有着手建设，商铺也没有卖，我提出调整的意见，与开发商协商完全来得及。”
乡书记说：“那么，我们就来举个手表决一下，行不行？”
彭乡长认真地说：“你要表决就表决，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真要是上警察抓洪嫂，我就第一个站在她的面前保卫她，那么你们就准备先把我抓起来；如果硬上挖掘机，我是绝对不下动手的命令的，你们谁愿下谁下，出了事你个人负责，与我任乡长的乡政府无关；如果向洪嫂他们作让步，开发商那里通不过，我同意除了从乡财政中划拨一部分作为对村民的弥补，这个钱里本来就有从征地中得来的收入，拿出一些也应该，另外，我夫妻俩各捐献一个月工资出来。”
乡书记扫视了其他人好几遍，看见大家都是大眼瞪小眼，一言不发，脸上都阴阴沉沉的没有什么明朗的表情，分辨不出来是将要下雨还是要出太阳。书记心里清楚，彭乡长在这里工作时间长，素以眼睛向下著称，同下级和普通群众的关系处得很好。乡里的这一拨人，表面上对党委书记更恭敬，是因为他管着人事，实际上论感情，还是与彭乡长亲热。凭他的经验，这个时候如果提议大家举手或投票表决，可能除了自己和彭乡长两个人针尖对麦芒外，谁也不会表态，那样自己就不好下场了。他想了想，转过头来，问办公室主任道：“你说呢，怎么办？”
办公室主任似乎早已料到书记此时会求教于他，显出答案准备得现成地在肚子里藏着，很轻松地就拿了出来的样子，说道：“洪嫂的房屋，不止是她一家的问题，事关整个拆迁的大局，确实需要慎重对待。我看两位领导的意见都非常对，出发点完全一致，都是想既落实区里的决策，又尽可能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两全其美。既然我们乡里有许多难处，不如明天就去把问题专门向区委区政府详细汇报一下，请示区领导决定。离最后拆迁还有一天多时间落空，尚来得及。和书记在我们乡工作多年，对这里的情况了解，跟群众的感情也很深，他一定能拿出好办法来的。”
乡书记趁坡下驴，同意就这么办。当日下午，他就上区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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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人生如梦，悲欢离合演来都是戏；白驹过隙，荣华富贵转眼皆成空。黄土岗前，十万元葬礼，隆重规模使旁观者慨叹；《红楼》书中，数百字悼词，悲怆气氛教暮年人共鸣。
区里和乡里有关会议和决议的情况，洪嫂不可能了解得到。她只是一边忙于每日不得不应付的小营生，照料着两个孩子吃饭穿衣上学睡觉，一边随着上面对她限定的自动搬家的最后时刻的临近，心情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越发紧张起来。这种紧张，形式上有一点点象她结婚前夕经历的过程中的那样，但性质却是绝然不同。那时候的紧张，是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