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前。火车是在向西开。原来不是遣返回国，而是被解往中国。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闷热的车箱里汗水汹涌。
火车穿过一个短短的隧洞，驶入中国的边防小镇绥芬河车站。车站一旁的小山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寂静中传来蝈蝈的鸣叫声。战犯在这里换乘了中国的旅客列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这里转车，被押解回国。四天后的傍晚，列车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
战犯们走过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入一个四周围着5米高墙的院子。大村忍在跨进大门时，目光正巧与孙明斋相遇合。他连忙垂下了脑袋。他原是这座前伪满监狱的典狱长，熟悉这里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那些顽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阴飕飕的一股凉气顺着大村忍的脊椎骨直灌到脚跟。头戴战斗帽、佩带着中将军衔的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噘起仁丹胡朝大村忍轻蔑地嗤了一鼻，昂着挺胸地超了过去。
大村忍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过了全面整修：新建了礼堂、医院、澡堂等娱乐、卫生场所，监房中都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所方给战犯发了新衣裤，还发给他们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的牙刷。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传统和方式，对战犯开始了繁重的改造工作。
也许是粉刷工人的疏忽，监房的墙壁上残留着中国人用血写的遗书和口号，还有一幅笔迹粗硬的画：一个怒目圆睁的抗日战士高举大刀向惊恐的小鬼子砍去。有的战犯在院子里捡到了报纸，《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等标题燃烧着仇恨与怒火。绝望的情绪像寒冷的季节一样袭击着战犯们的灵肉。暖气锅炉房在他们的眼中成了焚尸房，医务所成了细菌实验室。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生病时，疑心病号饭是杀头前的“送命宴”，盯着碗里的鱼，抹着眼泪自哀自叹道：“败战之将不如兵，盘中之鱼随便夹呀！”
胆小的像风前的烛火在颤抖。禀有武士道精神的战犯开始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抗：他们故意多打饭菜倒进厕所，把所谓粗劣的饭食保留下来，说是要向联合国控告；向他们广播时事，他们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绝收听，发的报纸也不看；他们照例向皇宫“遥拜”，吃饭前为天皇祈祷；有一次搞空防演习，有的战犯欣喜若狂，幻想着美国飞机来搭救他们；他们还大声唱起渲叙军国主义精神的歌曲，看管人员进行约束，他们就用日语谩骂看管人员。藤田茂的部下被关押的最多，他在战犯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他恶狠狠地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关押我们是违反国际法的！”他的喽罗们便跟着闹事。
一天早上，日军特务科长岛村三郎扶着走廊的铁栏杆唱道：“看哪，南海连接着自由的天空”
看守长詹华忠走过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什么？大家现在正在学习。”
岛村三岛粗声粗气地顶撞道：“今天是星期日，为什么不能唱歌？”
詹华忠驳斥道：“你这样会妨碍大家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各监房的战犯们从门洞里伸出了脑袋。
“你这个蠢货！”岛村三郎骂了一句，便跑到监房角上的厕所里解开裤子蹲了下来，口里还在不住地叫嚷；“人家蹲厕所，你跟着叫唤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礼节吗？”
詹华忠气得脸色发紫。他一把从匣子里拔出手枪，又跺脚将枪插了回去。
詹华忠气冲冲地撞进孙明斋的办公室，把手枪使劲往桌上．一搁，硬声硬气地说：“我请求调离！这帮狗娘养的，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不老实还不准揍他，老子手里的枪干什么用！”
孙明斋递给这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一颗烟。他能体会到詹忠华的心情，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对一些战犯的表现，管教干部们议论纷纷，主张尽快杀了他们。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是在“给恶狼治伤”；炊事员说；“整天给仇敌做饭，难道我比他们的罪还大？”米不淘净，菜不洗尽，做好了用脚往监房门口一推，“槽里有草饿不死驴，爱吃不吃”；理发工人理起头来三分钟一个，“瞧你那模样，神气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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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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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全所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会议室里。气氛是灼烫而紊乱的。经过孙明斋和副所长曲初的努力，大家逐渐冷静下来。孙明斋说：“野兽不可能驯服人，而人却能驯服野兽。既然是这样，就有理由肯定：我们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把恶人改造成新人。”孙明斋传达了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他说：“周总理说了，过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总理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甚至是牺牲一些自己的感情。这样做就如同跟日本鬼子拼刺刀，谁如果怕小鬼子，谁可以打报告调工作。”
听说是打鬼子，一个个的眼睛里都放出了亮光。“噗”，有人还真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磨拳擦掌摆出了架式。
从精神上消灭日本法西斯。大伙研究了教育改造的方案，制定了争取、分化、瓦解、孤立的斗争艺术。
管理所把100人的校官分为两组：态度比较积极的50人为一组，比较顽固的为另一组。“进步组”的战犯住在靠里面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住在临门的四个监房。“顽固组”的战犯天天聚在一起玩用纸做的麻将和围棋，一边闹哄哄地玩，一边借题发挥地发牢骚。“进步组”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讨论。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我用这只手曾杀害过中国人民，可是今天，中国人民却使我由鬼变成了真正的人。”
“我们接受审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认罪服法。”
晚上，他们以祈祷般的感情唱起了在西伯利亚学会的进步歌曲：
“烧光的痕迹，
烧光的痕迹，
在烧光的痕迹上，飘扬着红旗”
这像是手挽着手唱出来的高昂歌曲。这边的歌声还没落，那边就有人撕扯着嗓门唱道：“烧光的大粪，烧光的大粪，在烧光的大粪上飘扬起红旗。”
“顽固组”的战犯们放肆地大笑。他们觉得还不过瘾，四个监房便串通起来，主动发起进攻。晚饭后，“顽固组”四个监房的战犯此起彼伏地唱起了日本歌曲。这间监房里传出了《义太夫节》：
“去年秋天得的病”
那个监房里唱起了《浪花节》：
“这小子不死，也治不好病”
四个监房的战犯一边像发疯一样地狂呼乱吼，一边有节奏地拼命拍掌、敲打床板，狂乱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监狱。
校官、将官、尉官，那些顽固的家伙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挥舞着拳头叫喊：
“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帮助你们维持社会治安的，你们无权关押我们！”
“我效忠天皇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我宁愿为天皇而死！”
“赶快把我们统统地放了，不然日本政府是不会答应你们的！”
“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再让太阳旗在这里飘荡！”
藤田茂骄横地说：“日本对中国作战，要说有罪，日本人民全都有罪！”他还扬言要自杀。铁警中将司令官濑谷启还写信给儿子，要他“参加日本军队，为天皇效命，为父报仇”。中尉毛高友赋诗曰：“敢叫武士蒙羞辱，且看腰刀斩肉泥！”少尉三轮敬一吓唬同伴：“谁要是交待罪行，就等于伸出脖子自愿让中国人杀头！”岛村三郎等战犯起草了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抗议书，暗中传到各监房进行讨论。
管理所严厉地训斥了战犯的狂妄言行，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把岛村三郎等7名闹得最凶的战犯实行单独监押；挑选一批表现好的尉级战犯与将级战犯混合关押；组织系统理论教育；对重点对象，由管教干部分工调查，针对不同心理特点，个别进行政策攻心。
从调查中了解到，24名将官中近半数存有自杀念头。管理所严正告戒他们：“自杀是懦夫的行为，是抗拒认罪的行为，死后也同样要治罪！”
岛村三郎被关在单人监房中，一会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一会儿感到恐惧。他感到精神很累，就木木地坐在地铺上，呆呆地望着从窗口投进来的一动不动的阳光出神。他听到门响。佩带着中尉军衔的张绍纪指导员走了进来。
张绍纪穿着锃亮的黑色筒靴。他走到地铺边坐下，把一沓白纸和一支铅笔推给岛村三郎。“岛村，”他的神情严肃、而声音柔和：“把你所犯的罪行写出来交给我，尽可能写得详细点。”
“我没有什么罪恶，前几天在礼堂我已经说过了。”
张绍纪依然是不温不火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把你自以为做得对的所有事情详细地写出来。”
岛村三郎原以为今天又少不了要吵一架的，这下只能把憋足了的邪气泄掉。张绍纪是原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的次子，曾与其父亲一道被关押在伯力战犯收容所，照顾他年迈的父亲，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军官，战犯们这才弄清张中尉的身分，他原来是隐藏在他们鼻子下面的共产党员。岛村三郎刚知道这件事时，对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也把张绍纪看成一个了不起的神秘人物。
岛村三郎默默地把纸和笔往张中尉的身边推了推。
“那好吧，”张中尉站了起来：“等你想写的时候再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