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仰光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说不定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地下党”也不一定。就放了他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15军死里逃生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牟田口廉也”这个字在日语中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
“7。7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决定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遭到顽强抵抗的牟田口们。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当时还只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的石原在华北某地秘密会见过国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听了石原的话以后居然大吃一惊，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国府要人对其敌人的无知到了如此地步，后来败于共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五）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没有宣战。这就是所说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战而不宣”。这里面的奥妙，其实就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果了。
其实日本的“不宣而战”倒与“光明正大”没什么关系。包括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在内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战不能宣，一宣就彻底完蛋。
为什么吗？怕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国。日本的重要战略资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里，日本人比谁都更清楚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机会来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国府正式宣战，美国肯定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对双方禁运战略物资。这一下石油，橡胶全没了，乘早“化剑为犁”回家种田是正经，还打什么仗？
那就只好掩耳盗铃不宣战了。不宣战就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大本营”也就不要了。但近卫文麿首相还是想要个“大本营”，并且自己也要参加，说是这样可以军政合一，便于战争指导。
参谋本部就不爱听了，本来就是不敢说“战争”这两个字，怎么你还要去指导那个倒霉“战争”呢？但是想想没了个联络机关，办事也确实不方便。就把《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改了一下，说是“在并非战争而只是事变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置大本营”。于1937年11月20日设置了第三次大本营。组成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加上陆海军大臣这两个人。那么首相呢？不要，现在可不是伊藤博文桂太郎那时代了，首相算个鸟。
所以这次的大本营和前两次的大本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全不同，它不是国家意思决定机关。所以又出来了一个“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来协调政府和大本营的关系。
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按说没必要协调哇，不是有所谓“御前会议”吗？怎么不能调整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呢？原来的所谓“御前会议”就是大家吵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到天皇那儿去请“圣断”的意思。可现在军部越来越牛，谁还敢和军部吵？慢慢地就变成了大家意见一致了，去告诉天皇一声的会议。可就告诉天皇一声，没必要劳民伤财大家一起去，就首相一人去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还真是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部就已经完全劫持了政府，这时候就只要东条英机一人去“面圣”就行了。
在宣战这一点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为什么还要打？这个问题从当时到现在的日本人都有点闹不清。石原们搞的“满洲事变”，目的还是很明确的：要搞一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那么在卢沟桥，那些皇军参谋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从田中义一的“帝国国防方针”到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都没有要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语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设他那个“满洲国”呢。
就那个“满洲国”就已经够让关东军闹心的了，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那个“满洲国”，这一点只要举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的证词就够了。辻政信在自己写的《诺门坎》那本书里列举了几个最让他头疼的“匪贼”的名字：谢文东，赵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对金日成的回忆是这样的：“以三江省东边道为据点的金日成共匪，用这两种方法（指“并大屯”和“直接讨伐”——冰冷雨天注）都无法奏效。几次‘金日成已被击毙’的捷报传来，高奏凯歌，马上又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们。到底有几个金日成？在这种重围中十几年脱逃而出，继续战斗的北鲜首相金日成被全鲜人视为英雄”。
那么在“满洲国”的经济上呢？也不怎样。石原计划中的招商引资很不顺利。几大老牌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满洲。积极的就是几个新兴财阀，最积极的就是鲇川义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现在叫“日产”，也叫“尼桑”），“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干脆把他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就搬到满洲去了。战后鲇川义介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关进巢鸭监狱。
这就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开始采取“不扩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军的参谋们可不把这个政策当回事。可不是吗？你看看原来只是关东军总参谋部老四（参谋长，参谋次长，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参谋本部的老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咱们干吗不能干？哪有挤上了车就关门的道理。
军人嘛，想升官发财的道儿就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呢？和谁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来。特别是在这拨皇军参谋眼里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病入膏肓了弱国，只要打一下，那还不是想让他干嘛就干嘛。石原能整出个“满洲国”来，弄好了咱们也能整出个什么国来。至于中国在北伐革命以后已经统一了的事实，他们根本就闭眼不看，或者是不愿意看。
再加上一条“统帅权独立”，使皇军参谋们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加上军费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黑箱，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