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支持的，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锤定音：“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出了那些参谋们（也可以叫做“昭和军阀”）的本质。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正规师团只有18个（两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配置只是“常设师团”2/3左右），陆军大臣居然可以讲出“只是一个师团的话”。也就是说陆军已经成了参谋们的私产。虽然大名叫“国军”（“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简称），绰号叫“皇军”（天皇的军队），但实质上只是那些参谋们的私军了。这不是，陆军大臣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一句话，百分之五，六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开始向苏蒙联军进攻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九）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
吃过一次亏，“皇军以一当十”的昏话是没人说了，但是“日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团”依然还是辻政信的口头禅。因此看看兵力对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国人一拼了。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先不要说步兵兵力，就火炮来说，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90式就只有24门，其余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战场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两个木头轱辘。而一个苏军野战师光15厘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苏军当时是在积极备战，对武器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几乎是苏联人的武器试验场，从全面抗战开始，苏联在给中国武器方面就从来没有吝惜过。一来中国战场可以有效地拖住日军，减少了苏军的后顾之忧，二来这些武器能不能通过实战的检验，也是苏军所关心的。这次的诺门坎，皇军就成了俄国人的试验品了。
苏军光光在诺门坎使用的坦克，就从一开始的BT…5到BT…7最后是最新式的T…26换了三种，飞机也从双翼的伊…15换到单翼的伊…16。早期的伊…16回旋性能比日军使用的97式战斗机差，苏军立即改变战术，用俯冲攻击，迅速脱离的办法反过来压着日军打。
而且苏军飞行员和地面部队都是轮换作战的。日军没那么多飞行员，也没那么多地面部队，只能从头到尾硬撑。
关东军出动了三个炮兵连队（团）共82门炮，而苏军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门。而且射程比日军远的多，阵地设在日军无法目视的地方。日军只能出动侦察机辅助瞄准，15架侦察机没两天就被苏联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给敲了个精光，只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办法：气球。但气球一上天就被苏联人打掉，最后就只能闭着眼睛瞎打，苏联人没打到，自己人倒挨了不少炮，还死了不少指挥官。最后到7月25日，只好干脆把炮兵撤出战斗。
飞机呢？这么说吧，有人把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没有制空权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了诺门坎。说诺门坎把日本陆军航空兵给消耗完了。参战的“第二飞行集团”（就是原来的“关东军飞行集团”，当时日本陆军就只有两个飞行集团，“第一飞行集团”还只是刚刚组建）几乎全灭，被击落击毁飞机166架，死残飞行员47人，而且几乎全是佐级飞行员。虽然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号称有六个飞行师团，终战时有16个飞行师团，但陆军航空兵的精英在诺门坎就已经给耗没了。
地面部队呢？就更惨了，死残，失踪达17898人，损失率达27。7％；连队长（团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70。3％，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连队连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
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辻政信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一般在谈到诺门坎事件的时候，总要说到日军的情报能力差。但是在诺门坎事件中，差的是日军的情报处理能力，而不是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陆军所说的不重视情报，，情报来源不足什么的，主要是指英美情报。而对华，对苏，对德从来不缺情报，其原因以后再说。现在就说诺门坎事件吧，苏军除了强大的火力和支援这种火力的运输外，没什么新的战略战术。1932年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
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朱可夫就任后，首先就要求莫斯科起码要增援三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对关东军发出“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的警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
辻政信就是这么狂妄，“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了他的信条。
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迷。
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当时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1日一早就起程回国。
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就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辻政信，居然在战败处理时什么事没有。
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陆大30期），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陆大28期军刀组），关东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和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陆大28期）被转为预备役。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稻田正纯大佐和寺田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被调到武汉的11军军部，在冈村宁次手下。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
辻政信被调到了冈村宁次手下。
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你要是以为辻政信是在坐冷板凳那就错了。第二年（1940年）辻政信就在冈村宁次手下荣升中佐，被调到台湾军研究部。辻政信被人称为“作战之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辻政信出身于冰天雪地的日本北陆石川县，除了参加过上海事变意外，基本上是在关东军混，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这次在台湾和林义秀大佐（陆大35期）一起居然起草出来了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
日本陆军一直是以俄国作为假想敌的，从来的作战研究都是北方作战为主。对于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南方作战，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次辻政信编的这本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解说的十分详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说是说共著，其实倒确实是辻政信的心血。
辻政信可以说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陆大27期军刀组），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陆大32期），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陆大36期军刀组）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不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辻政信作为山下奉文率领的25军作战参谋，在攻占新加坡以后，严令西村，河村和宪兵队长大谷正幸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屠杀了数万华侨。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连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连队将手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