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十四军协助指挥。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次英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要拼死抵抗而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第141连队连队长今井武夫大佐（陆大40期）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这个今井武夫原来做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就是他和第八课课长影佐祯照（陆大35期军刀组）进行的汪精卫工作，扶植起来了汪伪政权。
就辻政信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最后怎么样了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战后英美两国几乎是大索天下寻找辻政信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追寻战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现了！
他躲在里？是谁在掩护他？说来不可思议，是中国国民政府！原来，当时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辻政信给在溪口操办了一次蒋母的祭典，并且给前来奔丧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终战时，辻政信在曼谷任18方面军高级参谋，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冒死去找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直把他武装护送到当时在国军控制下的河内，然后再转送重庆。最后随国防部二厅去往南京。
在南京干吗？说来奇怪，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一直到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才潜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开露面了。
他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这里的“里”是日本过去的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的最畅销书。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却离奇失踪。从西贡（现胡志明市），金边，曼谷一直到老挝失去了消息。最后能够确认的是他身着僧衣，从万象沿13号公路北上。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时老挝正在内战，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老挝？为什么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迷。一般猜测是去参加老挝内战，指导苗族武装（就是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上常能看到的“王宝匪徒”）和巴特寮作战。再有就是去找传说中的山下奉文在东南亚搜刮并埋藏起来了的的“山下财宝”去了。
1969年6月28日，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死没死？死在哪儿？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有说是被巴特寮杀了的，有说是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的，有说被CIA杀了的，有说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人最多，并且言之凿凿，说是被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情报人员杀了的。
辻政信讲完了，还有一位诺门坎的领头人物服部卓四郎呢？等以后再来说那位吧。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一）
诺门坎一战，皇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一个整编师团全部报销，算交了学费，但是这些参谋们是不会长记性的，后来还是琢磨着要去打俄国人，那事以后再说。
可这时大陆战场怎么样了呢？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你看1938年1月16日近卫声明就知道皇军们又多猖狂了：“再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九月进行的武汉作战，日军胜利了，占领了武汉。在同时进行的广东作战中，日军又于10月21日控制了整个广东。
可是，国民政府还在，蒋委员长还在。虽然打得非常惨，有时都不能叫作战，几乎是单方面地被屠杀，但是中国军队（无论属于什么党派）还是在抵抗。无论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国际社会都只认蒋委员长的国民政府。那些皇军们，是真正陷进泥潭脱不了身了。
到这时皇军参谋们总算想起来老祖宗儿玉源太郎大将的一句话来了：“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这时候想要结束战争了。因为不结束不行了。为什么？只要看看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日军的战死和战残（无法重返战场）的人数就知道了：1937年：5。1万人；1938年：8。9万人；1939年：8。2万人；1940年：4。2万人；1941年：4。1万人。
这段时间内日本陆军的全部兵力是70万人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
山梨县有一个连队（团），战争开始就拉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就报废了一半，给打残了，只好拖回国内休整重编。好不容易重编好了，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精锐部队拉到南洋去了，又把这支半残废的部队送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又是60％的损失出来了。又残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打呢？很简单，赌徒心理：总希望下一把能出奇迹。就昭和军阀来说，总希望“再来一击”，把蒋委员长打惨了，蒋委员长就肯投降了。他们也就能够从这个泥潭里面脱身出来了。股票市场上也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手里拿了一把一路狂跌的股票，就是舍不得割断，总梦想有一天会涨起来。其实那把股票早已经破产了。
而蒋委员长呢，和日本人的谈判其实断断续续倒一直在进行，但是从来就没有准备过投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再从武汉迁到重庆。蒋委员长还放出话来，实在不行，就是迁到印度的加尔格达组织流亡政府也决不投降。虽然屡战屡败，但还是屡败屡战。
时代变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辫子军进关的时代了。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军阀就是找出100个汪精卫也没有用。国民政府手里有最狠的武器：国际支持。蒋委员长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战的算计就在这里：怕美国置身中立。当然美国没有置身中立对日本人也有好处，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人成不了第二个满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陆军呢，这时陷在石原莞尔早已预言过的大陆战场，狼狈不堪。
南京沦陷以后，东京一片欢腾，日本人提着灯笼，在皇居（皇宫）前面游行，站在三宅的参谋本部阳台上都可以听到“万岁”的欢呼声。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薙仁亲王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那儿留下来的都是石原莞尔的亲信。在阳台上站在薙仁亲王边上看游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还记得石原莞尔的9。18事变吗？）对薙仁亲王说：“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
薙仁亲王没啃声。
今田新太郎说了下去：“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
日本军阀其实心里面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战场撤退，但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但是邪门的是，它倒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没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独裁者。即使是在东条身兼几乎半个内阁的时候，塞班岛一败也就只能下台，就是说随便是哪个个人说话都是不管用的。当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国家，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它是官僚的国家。你只要看看这次日本的经济危机居然能持续达15年之久这件事就能够理解当时日本的决策了过程了。
就像现在实际掌握日本的并不是总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级公务员一样，当时实际掌握日本陆海军的其实并不是长官和将军，而是那些专职参谋们。
当时从总体上来说，几乎人人都说这场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体怎么个不打法，却又人人都有具体问题了。这就是在日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总论赞成，各论反对”。小泉纯一郎搞邮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样：不反对你改革，也不反对你改别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当时的大陆战场也是这样：不能再打了，或者别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这里再打一下蒋介石说不定就会投降了。
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总务部长神田正种少将（陆大31期），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陆大32期），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陆大31期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