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广阔的帕米尔地区进入现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境内追击匈奴人。
武帝死后，汉朝继续征伐匈奴，最后在公元前52 年南匈奴的单于不得不向汉朝俯首称臣。公元前42 年汉朝军队再次越过帕米尔，深入前希腊栗特王国，在那里打了胜仗并俘虏回一些罗马士兵。这样汉军深入不毛，将势力扩张到离首都2000多英里之外的地区，而罗马帝国虽然地处海上交通便利的地中海地区，即使在极盛时也未能做到这一步。
三、西汉思想与学术
先秦诸子的思想在西汉时已是万马齐暗，不复当年百家争鸣的盛况了。这足以说明秦汉两代对过去的传统产生了多么大的破坏。不过前代的思想仍有零星流传，如“阴阳”二元论、“五行”思想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天象示警观念，也还都保留了下来。
武帝时创用的年号纪年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天下太平无事，年号就会一直使用下去，如果有什么天灾人祸发生，儿个月内就会改元易号。其结果便造成了中国历史纪年的混乱，使中国人更加倾向于以朝代计年。尽管缺点不少，这种制度仍然在东亚得到普遍采用，后来中国在1368 年、日本在1868 年才开始采用年号与年代对应的办法来纪年。
道家思想也保留下来不少，但《 道德经》 与《 庄子》 在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之后面目全非，几乎被各种原始迷信尤其是修炼长生不老的兴趣所掩没了。时人一心修习长生之术、炼制点石成金的仙丹，这无疑是世界上炼金术的最早实践。此外还流行辟谷之术，如通过绝粒、吐纳以求长生不老。各种古代迷信也保留了下来，从中发展出庞杂的神话系统，并很快与道家混作一谈。古代统治阶级的迷信消失了，但对这些迷信的记忆却保存了下来。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经人建议，重新恢复古代的祭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泰山封禅祭天、梁父祭祀后土的活动。
再看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学者们致力于搜寻古代的著作。秦灭之后的哲学、历史著作在公元前191 年又都得到官方的推崇，有些老学者通过记忆日述了一部分经文，有些则来自于墙壁中夹藏的经书。其结果，往往一种经书，如《 尚书》 ，有古文、今文两种版本同时流传于世。
汉代学者没有多少学术眼光，对古朽一概全盘接受。不过池们试图给古籍分类，如《五经》 ，同时为之大量作注作疏、西汉学者的注疏开创了后世学术研究的一个摇要领域、第一部有系统的字典《 说文解字》 也于公元100 年问世。该书共收入9000多字，分列为540部。
汉代哲学著作多为集体编著二如《 淮南子》 一书，由高祖的一个孙子主持编写。其中权合了宇宙论、道家思想和其他古代坤话传说。尽管汉代著作多为学术著作或说教，但同时也发展起一种重要的诗体文类― 赋。赋与屈原的《 离骚》 风格相近，往往极尽铺陈之能事，亦富意象与夸饰，其描写对象大多为帝都景象或白然风光。
史书
西汉最伟大的文学成就是史书。对于一个格外重视厉史的文明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中国人将文学分为四部，“史”即为其中一大类，其余三项分别是经（包括其注疏）、子（诸子著作）、集（纯文学作品）。
司马迁（卒于公元85 年）所著之《 史记》 ，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一大气跃。据说他继承父志，独立完成了这部著作，但这有可能是为修史这一孔子开创之伟大事业所作的一个虔诚托辞。司马迁显然具有态肆不羁的学识与魄力。）公元前99 年他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结果触怒汉武帝而系狱受了腐刑。
司马迁不但为后世史书的体例，而且为史书的风格与学术思路创立了典范。他直笔实录，不虚美，不隐恶，《 史记》 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代文献中的原文。《 史记》 成为后世中国史书的典范，西方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达到这个水平。
司马迁试图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 史记》 一书分130 卷，共70 余万字。由于文言以简洁见长，所以《 史记》 的容量差不多是原书的10 倍。头12 卷为“本纪”，记叙上古至汉武帝历代帝王，接下来是10 卷记叙12 诸侯、六国及汉代将相名臣的“表”。其次是专论八卷，如《 礼书》 、《 乐书》 、《 历书》 、《 天官书》 、《 河渠书》 、《 平准书》 等。再次30 卷为周代诸侯世家，最后70 卷为人物列传。
后世的许多史家都沿袭了司马迁的体例。班固（公元犯一92 年）与其父妹协力完成的《 汉书》 ，共100 篇，体例稍异，主要因为这是一部断代史，故不设“世家”。另外班固还增加了不少有关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 汉书》 成为后代断代史写作的典范。中国的官修正史卷性浩繁，在中华民国的总统于1924 年接受了《 新元史》 后，共有25 部之多。
儒家思想的胜利
汉武帝几乎和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思想，不过据说在其统治时期他实行了“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不过，尽管汉代的学术风气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学者还是渐渐自动阪依了儒家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文人士大夫哲学的缘故吧。“儒”的意义正是“习文”或“柔顺”。一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同时，这些皈依了儒家的学者却逐渐被吸收进了汉初的法家政权。汉高祖本人不学无术，但他发现“治天下”必须依靠文人，他的继任者甚至还通过考核来遴选合格的知识分子人才为政府服务。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在朝中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促使武帝罢斥法家学者了。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弘（公元前200一121 年）及稍后的董仲舒。两人都以卜兆、解释微言大义的《 春秋》 而有名于世。至于董氏创立的天人感应及俄纬之学，离孔孟之道已经很远了。
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在朝中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 年又指派了50 名官宦子弟向他们求学，从而开创了“太学”。据说到了公元前1 世纪下半叶，在太学学习的人数有3000人之众。到公元1 世纪，每年有100 人通过官方举行的考试后到政府各部门工作。这样，从武帝之时起国家按照儒家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中下级官吏。
儒家的礼仪教条逐渐成为官方的法律，这与原始儒家鼓吹的以礼仪代替法律的初衷颇有不同。儒家思想也渐渐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公元前51 年皇帝亲自主持了几次大型儒家学术讨论。公元79 年又举行了白虎观会议以校定《 五经》 真义。公元175 年政府将钦定的《 五经》 勒石立于都门。在稍早的公元58 年朝廷还规定库序祭祀孔子。
以法家政权而尊崇儒术，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过这却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的皇权能比其他国家维持得更久。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信奉法家的开国之君治国时需要文人来辅佐，与之确认，朝廷也为之建立了集责任与荣誉于一身的职位：。 结果，士人成为国家的支柱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科举制度的产生。简言之，当时中国已开始形成一套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近代公务员制度。西方采取这种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但时间却比中国晚了2000年左右。
很幸运，儒家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精神力量。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尤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在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
四、王朝的循环
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必须承认，中国人对王朝循环的看法自然有其道理，这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至少能与不少基本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致契合。西汉与东汉分别都延续了200 年的光景；后世历代在更为先进的历史条件下，亦往往享国300 年左右，而且历代的赋税、行政和军事制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个人因素
中国的历史学家，由于受到儒家以德治人思想的影响，在解释王朝的循环往复时总是强调个人的因素。像汉高祖那样的开国之君，因为是“天命”所归，无不被描述成超凡的神人而非强少、，而失去“天命”的亡国之君，则被认为可怜、黯弱不说，更往往被指为邪恶、淫荡的莱纷之君。其实，任何朝代的皇族总是毫无例外要逐渐退化的。开国之君必然是雄才大略的强者，而后继者，生长于安乐淫佚、勾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往往会成为屏弱者或低能儿。每一朝代往往会出现至少一位中兴之君（如汉武帝），但总体而言，皇室子孙通常总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在史学家看来，凯觑皇位者倒是往往比皇帝本人还更重要。不过夺权内幕往往更加扑朔迷离。夺嗣争统、种种宫闹阴谋和朋党之争儿乎贯穿了所有王朝的历史。但中国历史上近古几朝的朋党之争有时是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的，大多数的朋党之争都不过是为了争名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