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考试、
不过，唐朝的科举制度还是培养出一批汉朝从未有过的能吏贤臣：除了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功臣以及末期的一些将相大臣，唐朝的中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
公务员考稽制度是中国文明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真正建立起来的。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接受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由此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近代大英帝国培养统治阶层的经典式教育。由于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儒家思想，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充斥了各种伦理道德、忠孝观念和对礼仪的重视。在这种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独厚，往往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这与其他国家中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往往是政府的批评者大为不同。而平民百姓，因为有可能通过科举而同样步入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们对现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拥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当然，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政府的一贯敬一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政府的构成
隋废郡置县，县上设州。唐时又在州之上设置了10 道（后增至15 道）。
为巩固帝国统治，唐朝还在水陆交通路线上设置了驿馆，这些驿馆10 英里为一站，官员凭符信在此打尖下榻，并可使用驿站的舟船马匹。此后驿馆也一直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唐时还在主要商道上设置关卡，并对市集进行严格管理以从中征税并控制商业贸易。
唐代最高行政机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负责制订国是，发布浩令，中书省是百官权力的中心，它对尚书省发来的浩令进行审核，因此对皇权具有牵制作用，门下省为执行机关。这种三省分权制度确保了宰相等大臣的权力能够互相制衡并协同工作、尚书省又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官制一改延续到了20世纪才退出中闰历史的舞台。
其中的御史制度值得一提、御史们负责监察百官的谋逆或失职行为并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弹劾。他们也有权（尽管不无风险）弹劾皇帝。御史台一直是后世帝国统治的重要机构。
长安不仅是大一统唐帝国的中枢，也是它的象征、长安位处西域商道的东端，也是当时世界头号大帝国的首都。当时长安市郊人日总数已达l96万人，长安城的城墙周长有38 公里左右，城市呈棋盘状布局，宽阔笔直的大街将全城分为110 个“坊”（ 小区），坊间有巷道可通，而日各坊均有专司管理。市中心为500 英尺宽的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的正南门一直通到皇城（即政府总部）和皇城以北的宫城。朱雀大街将个城分为东西两个区，每区均有政府开办的大型集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 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l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六、佛教的汉化
教派的发展
正当中国人同化“蛮夷”从而形成更大的中华帝国时，他们也逐步改造了佛教，不但从中汲取文化营养，同时也中和了它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佛教教义和寺院经济在北魏和唐初皇帝的保护下盛极一时，大概在武则天（女皇本人一度曾是尼姑）执政时（700 年前后）达到顶点，但就在这日渐兴盛的三四百年中，佛教逐步被中国文化同化并形成了与原始佛教面目迥异的观念和制度。
印度人热爱哲学思辨，结果导致各派思想的林立；中国人则崇尚经典，结果使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如玄奘于645 年从印度引进的法相宗，是在印度本土产生的，但最有影响的几个教派，却是中国本土思想的结晶。如智频（538 一597 年）在浙江天台山所创的天台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这一教派以中国人典型的折中主义、兼容并蓄思想和体系的营造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天台宗发挥了“三谛圆融”的大乘教义，将佛法中互相矛盾的教义整合为精密的“圆教”理论。天台宗在八九世纪时成为最有影响的教派，并使《 妙法莲华经》 成为东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同时兴起的另一个教派是真言宗（密宗）。密宗与印度教中的密教思想渊源极深，认为通过手结契印、口诵真言能更好地征得佛法。至于密宗所强调的转世投胎和修习仪轨，由于中国人对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儒家的礼仪思想均不陌生，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特别是追荐亡灵的密宗佛事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与祖先崇拜的传统又接上了桦。密宗的宇宙图示，即“曼荼罗”（ mandala ； 义为坛场）对于后世中国的佛教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
认为凭藉信仰可得超度的大乘教义亦成为净上宗的宗旨要义。此宗认为，人们只需一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西天极乐世界）。这种观点于5 世纪时在中国落地生根，而隋唐以后的民间起义则往往从中获取启示。净土宗对于普通百姓极有号召力，因而在人数上成为东亚佛教的第一大宗派。
最后出现的一个教派是禅宗，其影响也最为深远。禅宗出现于唐初，但直到9 世纪才成为显学。禅宗强调打坐、静虑，这与原始佛教较为相近，但更多地是吸收了道家“虚静”、“心斋”的一些思想。禅宗认为佛即本自心性。虽然它从印度佛学中吸收了彼岸思想和不可知论的倾向，但最初还是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应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禅宗反对苦修，而其“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主张显然是纯粹的道家思想。禅宗强调日传，即通过提问一些看似无意义的问题破坏日常逻辑来启发参禅者的“自性”。禅宗崇尚自然与简单的生活，故实质上不过是经过改头换面的道家思想，并巨因此很自然地成为诗人、艺术家灵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禅宗在中国从未形成自己的“教会”，但它对于静修、自性的强调使它成为最有影响的一支教派。禅宗是唐朝以后唯一保持学术生机的教派，其他教派则逐渐为禅宗和净土宗所吸收、同化，后来甚至连禅、净土宗亦逐渐没落，沦为揉合了方术迷信的汉传佛教末流。
佛教的社会功能
中国在修正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对其制度进行了改造，以使它与中国社会更相吻合。寺庙开始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如充当旅店、公共澡堂甚至原始银行等等。另外厅院直到近代都是停灵下葬的场所：在中国人看来是佛教中最反人伦的禁欲制度也逐渐松懈，后来和尚们也逐渐可以像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
佛寺拥有的大量田产是惟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宗教问题。权贵或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并大量施舍财物，再加上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还发放高利贷或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寺院就成了威胁朝廷收入的一大隐患，进而认为有必要限制寺庙、僧众的人数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且统治者还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对社会有利，那么不仅政府应该控制寺院僧众，而且佛教也应该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精神力量。这种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经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南朝的佛寺和士族一样都不受朝廷的控制，但在北朝却发展出一套管理寺院的制度。到4 世纪时，朝廷开始委任类似“主教”的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北魏时政府还对佛寺的数鼠及其田产进行了限制。唐朝时政府规定各道均设立一包括30 名僧众（在内）的佛教管理机构，到了； 29 年还下令每3 年清点一次僧众来贯彻这一政策。747 年朝廷开始采用度碟制度来限制僧人人数。不过限制僧众的政策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效力。信佛的皇帝和大臣们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令，而私白剃度的现象更是所在皆有、
限制逐渐升级为残酷的迫害，当时不少人都攻击佛教为异族邪教，对佛教徒自残肢体、死后火化和禁欲等做法也大为不满，因为这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古训以及儒家的家庭观念。妒忌的道士们也跟着推波助澜。不过政府打击佛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灭佛，政府可从寺院里夺回土地、劳动力、铸铜及其他财物。信徒个人倒未碰到多么大的麻烦。
北魏于446 年发动了排佛运动，北周也曾在574 年打击佛道，但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 年至845 年间。当时在位的唐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据官方记载，在“会吕之难”中，共有4600座佛寺及4 万座佛堂被毁，约26 万僧尼及其所控制的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这对佛教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击，因为这一印度传来的宗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内在生机了。科考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五经和儒家思想。而上层社会因此就渐渐对佛教失去了兴趣。禅宗倒是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他佛教宗派则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幸运的是，佛教在告别它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之前，在甘肃西端的敦煌为后世留下一了一座永久性的艺术宝库。在敦煌千佛洞有一处藏经室，为防当时吐蕃人的侵扰，曾于1035 年封了起来，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里保存了成千上万卷的佛经抄本，有些还是用各种中亚语言攥写而成的，不愧是唐时佛教全盛期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尽管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