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 年之前称西周，因为这时的国都建在镐京；公元前770 年之后则称为东周，国都东迁到了洛邑。中国人尽管偏好十进制（他们几乎没有一打、一周7 天等概念），却素来不用世纪纪年，而是用朝代来纪年，如西周、东周，同时中国人又将东周分为“春秋”（公元前722 一公元前481 年）和“战国”（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下详）两个阶段。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后世中国人出于对大一统理念的信奉，一直把东周视作一个无可救药的礼崩乐坏时期。但这却也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和创造力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崩溃及诸侯竞争的多元性很可能为之提供了动力。东周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和浪漫的一个阶段。在公元前8 世纪，中国在技术上仍落后于西亚，但在世纪末已迎头赶上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当时战国七雄的人口加起来共有约2000万之多，接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总和。西亚人比中国人早1000年学会了用铁，不过到了公元前5 世纪，中国也开始普遍用铁了。铁制兵器代替了青铜兵器，而铁制农具和用牛拉犁则给中国带来一场农业革命。于是华北有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海岛上的“蛮夷”也被纳人了主流文化。由于采用大规模的灌溉技术和其他水利设施，谷物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当时还大修运河，这表明地方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另外大量长途运输税粮及其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生产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的快速发展及财富的惊人增长。此时出现了各行业的大商人，他们所代表的新兴阶级对旧的贵族统治秩序形成了冲击，于是后者大约出于自卫的考虑，宣扬一种由上而下排列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理论。尽管这种理论甚至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很不现实，但它却成为东亚在此之后2 以刃年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东周列国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区划单位也在不断稳步发展起来，这一点从稍后的大兴水利即可清楚地看出、：华北地区混战的诸国中大约有10 国最称强盛，但在此之后的几百年间却渐渐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周文化区周边的国家。这些国家地处中原，发展空问狭小，受到更多的传统束缚而不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技术的变法革新。如鲁国和宋闰，虽然有骄人的历史（鲁是周公的封地，而宋是商王室的封地），在东周旱期曾强盛一时，但最终却沦为周边强国的附庸。
齐国便是一个典型的周边强国：、它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但其势力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山东半岛的大部分丘陵地区，到了公元前7 至6 世纪时领土已为原先的六倍，控制的地区与今天中国一省的面积大小相仿。在北方今山西境内，晋国的疆域也和齐国相坪。晋国东北部（现北京地这）一带是燕国，所以北京又称“燕京”或“燕都”仁，西部的秦国素来被邻国视为“半蛮夷”国家，他们古据了周朝原先所在的渭河流域。
南方的“蛮夷之邦”楚国到公元前8 世纪时，沿长江中游拥有广大的疆域。他们向来不奉周室正朔，其统治者一直自称为“王”。楚地以东为吴国。后者在公元前6 世纪时控制了长江下游一带的地区，近期考古发现证明，吴国是从西周时的“南蛮”各族发展而来的。吴国以南的沿海地区属于越国。吴、越、楚三国境内多有大湖与可以通航的大河，因此这三国习于水战，均为水上强国。“吴语”（今上海一带的方言）即从吴国之“吴”而来，而毗邻中国南疆的越南，其本义即指“越国以南”的地区。
这些边缘国家绝大部分属于西周统治下，但有些居民是中原人所谓的“蛮夷”。北部和西部的“蛮夷”应为游牧部落，可能有些已经讲汉语了。南方的“蛮夷”同中原人一样从事农耕，但据说其语言古怪难懂（尽管很可能也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其文化亦独具特色。东周时期这些“蛮夷”归化了中原，其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西南一隅外，都逐渐融人了中原文化的主流。
政治革新与社会改革
周朝早期城邦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君主掌管祭礼，从而获得某种宗教性的正统地位。他们的心腹战将大都由亲族内部的人充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贸易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和版图的扩张，这种宗族式的贵族统治方式就显得过时了。在许多诸侯国中，这种宗族统治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都显得力有不逮了。
先前的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而新兴大族通过土地或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代替了“家天下”的旧式贵族统治方式。这种新兴家族有时甚至推翻并取代了旧的统治者。韩、赵、魏“三家分晋”即为一典型例子。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53 年并于公元前403 年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这两个日期都被视作是战国时期的开端。
要想统治广大的疆土并使臣民顺服，就必须采取一种比旧式贵族政体更为强大有效的统治方式。其结果便产生了相对较少人治色彩的统治制度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几项相关改革是由齐桓公（公元前685 一公元前643 年）及其贤相管仲（《 管子》 一书据说即为管仲所撰）完成的。如按照地形将齐国人口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各级单位，建立了统一的税收体系，重建了军事力量，朝廷的军队由各级政府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各家各户供养，另外齐国还实施了主动型的经济政策，如力图控制市价、规定度量衡和鼓励发展贸易等等。一般认为，国家对盐、铁的垄断专卖亦始于管仲的改革，这在后世一直是中国历代集权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很难说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多少是在公元前7 世纪或是由齐国产生的。某些国家专卖项目的产生可能没有那么早，不过归在管仲名下的诸项重要改革在东周时期确已产生。大一统的地方行政体系及明确的赋税征收制度，无疑是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此时出现了国家官吏代替以往的贵族协助国君进行统治。管仲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此外，从魏文侯（公元前445 一公元前396 年）开始，成文法规亦逐渐代替了以往建立在既定传统基础上的人治方式。
军事的发展
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交战双方均格守严格的战争规则，而且主张保存亡国的王室宗亲。这样，一些弱小的国家往往能够抵挡周边诸强的勃勃野心。但此时战争的规模升级，并且更趋冷酷无情。一国被灭掉后往往被编为战胜国的一个省份。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战国诸雄仿效楚王纷纷潜称王号，这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周室抛在一边了。尽管战车直到东周仍在使用，但铁制兵器的加入大大升格了军队的规模。农民充任步兵，代替了使用贵重的青铜兵器的贵族车战者，于是兵力大增，往往多达数十万。
引人骑兵是军事改革的又一举措。胡服骑射对汉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军事领域。骑马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这就促进了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当时西方的发明和观念加速流入中国，而后者得以赶上一度存在的技术差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甚至在视觉艺术领域，如西方对人像轮廓的重视，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后，也逐渐代替了商朝的纹饰风格。
由于骑马作战的优势，中国北邻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形成了更大的威胁。后果之一，是中原北部诸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入侵，这在后世联接起来称为万里长城二另一后果，是中原军队以骑兵作战代替了车战方式。弩弓的发明使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大约也促进了这一过程。骑战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则是胡服的引进：这种服装分卜衣和裤子，比传统的宽袍大袖更便于行动：）这样，中国人在农业民族中率先穿起了裤子。
寻求政治稳定的局面
东周各国在周室陵替、争战频仍的情况下，曾努力将战事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稳定政治局势。为此他们经常举行双边或多方会盟，纷纷提出裁军的建议，并签订盟约组成联盟。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是巩固联盟的重要手段，而对附庸国则向之索取人质以确保其不生二心。具有“蛮夷”色彩的楚国对地处华北平原的呀’原诸国尤其构成威胁，于是后者频频结盟以合力对抗楚国。首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会盟发生于公元前651 年，盟主为齐桓公。不过这种结盟只是带来暂时的稳定，往往随霸主的去世而瓦解。齐桓公之后，晋文公于公元前632 年继起称霸。接着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这时结盟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公元前6 世纪中叶晋楚交相争霸，从而“天下”稍定。同时楚国东边的吴国也迅速强大起来，并于公元前482 年称霸，但随之即在公元前473 年被最具有“蛮夷”色彩的越国击败而覆灭。
建立秩序的努力失败了。残酷的争战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公元前453 年“三家分晋”之后，齐、秦、楚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楚国在公元前334 年、公元前249 年分另11 灭掉了越国和鲁国。齐国在田氏篡位后于公元前286 年吞并了宋国。秦国则干脆在公元前256 年，不声不响地灭掉了周朝。最后，经过公元前230 年至公元前221 年ro 年间的几场大战，秦国灭掉了其余的诸侯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二、诸子百家时代
早期诸子
东周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政治都得到～屹速的发展。旧有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崩溃与当时的变法一同产生了新的问题。过时的传统必须屏除，而人们也必须找到新的指导原则。人的思想现在可以自由驰骋了。这在东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这一思想繁荣的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的先知时代及古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当时所有文明世界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