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他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与其他革命者竞争，争取更多的新一代中国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种基础理论。康有为在较保守的东南亚华商中仍然拥有很多支持者，而梁启超的文字正造就着新一代学生思想。与此同时，其他人也不断地尝试着发动武装暴动；在通商口岸城市和日本，各革命团体、学校和革命刊物争相问世。在上海，以传统学者章炳麟和蔡元培为首的一个团体抨击了康、梁的主张。1 卯3 年他们办的煽动排满的报纸《 苏报》 被封，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章炳麟被判监禁3 年。在湖南，黄兴于1903 年建立了他的华兴会，努力联合军官、学生和秘密会党成员以策动起义。但同大多数起义一样，密谋被政府查出，起义遂告流产。革命活动就这样成长起来，但是它缺乏很好的协调、专门的思想组织和长远的规划。
面临着这样的竞争和机遇，孙中山此时开始建设他的思想理论。1 卯3 年他在东京和檀香山开始撰写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他完成发动旅居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中国学生团体的工作之后，孙中山于1 卯5 年年中又一次回到东京。如果可以把孙中山的革命手段视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投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忠于革命目标而又善于变通的人。此时的孙中山从他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找到了一套理论来证实和指导他创建的共和制革命。这就是三民主义原则：民族主义（一个兼指民族和种族的称谓），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一个久已有之的提法，以后有人将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三个含义不定的概念集中体现了很多那个时代纷纭多变的思想，在特殊情境下意义可以产生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反满、倾向共和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尽管那些希望取得外国对革命帮助的人士对后一点并不强调。民权主义包含一种与儒家原则相反的平等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宪法（孙中山这里借用了梁启超的名词术语）来保证；这部宪法将由五权―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借用美国体制）加上选举和考试共五种权力― 组成。选举和考试这两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这“五权宪法”明显是孙中山的创造。最后，他的民生主义为了面对工业发展将会带来的新问题，没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而是追随当时风靡一时的亨利？ 乔治（He 恻G 加妙）的理论，即用一种单一土地税来调控将来可能得到增长的土地价值，从而限制投机者和垄断资本家攫取暴利。于是这古已有之的“民生”概念在1905 年主要就指这种基于特殊的西方单一税意义上的城市“平均地权”思想，而不再是农业社会的土地再分配。这最后一项主义即便在绅商子弟中也不可能激起太大的热情，尽管他们可能迫切地要求一场政治革命。
同盟会的兴衰
所有这些要素― 海外华人资金、与秘密会党的接触、新式学生构成的领导层和革命的意识形态― 于1 叩5 年在日本同志的撮合下汇合到了一起。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把昔日的竞争者吸引到一起，把黄兴和其他一些湘籍人士介绍给了孙中山。那年8 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同盟会”宣告成立，公推孙中山为主要执行人，黄兴为副执行人，章炳麟和其他人士也担任了要职。设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和檀香山的海外分会和各省的分会协调行动。在同盟会1 〕 刃名左右的早期会员中，最大的集团是由湖北和湖南籍人士组成的（近代教育家张之洞曾长期督抚两湖），广东集团次之，四川和下游诸省人士组成的集团分居第三和第四。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物。39 岁时的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同志中不仅年事最长，而且声誉最大，游历最广，在日本和海外其他地区的联系也最多，尽管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力不是最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中山是一个西化较深的中国人。
他不属于士绅阶层，不以文字知名于世，长期以来以策划亡命行动为世人所知；智识察赋平平，并没有担当起指导他那一代人思想进步的近代哲人角色。然而，处在中国伟大传统和各种外国模式分崩离析的多元格局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的思想家会取得可以与孙中山媲美的成就。
新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孙中山的助手们在《 民报》 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阐释（《 民报》 是同盟会机关报）。在抨击梁启超关于渐进改良和立宪君主制的思想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一批作者阐明了通过一场急进革命中国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获得了中国学生的支持。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精英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的指导下，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干预来推动革命的发展。社会的逐渐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建立近代化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 民报》 支持孙中山分三个阶段实现革命的思想：第一阶段是为期3 年的军政府时期，以在全国逐县实行地方自治为起点；第二阶段是在一部临时宪法指导下为期6 年的“训政”时期；第三阶段在宪法的基础上，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组成政府。这些乐观的估计和过于简单的保证很快就变得比梁启超冷静的理智更为深人人心，不管怎样，梁启超推行君主制的计划由于1908 年光绪皇帝的驾崩而搁浅了。
尽管组成了新的联盟，革命运动还是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反清活动最活跃的湖南省，1 久巧年10 月反清组织“哥老会”借当年的饥荒单独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得到了附近江西萍乡煤矿工人们的支持和参加，但是由于清政府调集四省兵力，起义在一个月内就被镇压下去。19 （ j7 年，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了孙中山。他和黄兴辗转来到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并于1 卯7 年到1908 年间，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发动了6 次暴动。但是这让法国殖民当局注意到中国人的榜样刺激了越南人的不安定情绪。于是法国人也驱逐了同谋举事的同盟会会员。到了1 创刃年，清政府的捕杀加上革命者内部因协调不力所招致的挫折，使海外华人资助革命党人的热情大大降温，革命运动内部也渐渐发生了分歧。此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已经被迫中止，孙中山再度到西方游说寻求资助。其他一些人转向了由一批从巴黎归来的留学生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采用暗杀方式以使他们的行动为更多人所注意。1910 年英俊的汪精卫密谋用炸弹刺杀北京的摄政王，此举失败后注精卫遭到了监禁。反满情绪正在上扬，但是革命运动看起来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黄兴坚持了一条最具希望的策反清政府新军的道路。1901 年2 月在广东发动的一场新军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另外一场海外资金募集活动在东南亚和加拿大华人中间筹得一笔18 。 7 万港元的资金，支持了19n 年4 月向广东地区走私军火和派遣敢死队的活动。和其他早期密谋一样，这次“广东革命”注定会失败。尽管成员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起义始终困难重重：保密不严、政府已有戒备、举事前夕临时改变计划、缺乏协调、处乱即惊。黄兴指挥的起义者照常分成儿组冲击督抚衙门，其中有一组起义者把另一组同志误认作是清军，双方交火。孙中山把这次称为1895 年以来他领导革命党人起义的第十次失败。黄兴总结道，在策动革命时必须采用独裁手段；异议一旦得到容许，革命注定要失败。
所有这些暴动和起义与其说纯粹是军事行动，不如说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即摧毁清王朝的至上特权和地位。所有的暴动和暗杀，在海外募集的资金和武器都用来摧毁人民对于大命皇权的默从。但天命皇权同样也受到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威胁，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1910 年湖南发生的农民抢米风潮和1911 年支持过“保路运动”的四川土绅阶层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两者都加速了清王朝中央权威和满清帝室的衰落。到19n 年，天命看来确实不在满清了；满洲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家机器中大部分人员对他们的信心和曾给予他们的积极支持，这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警察和新军，甚至还有新军统帅。
清王朝的终结
清王朝末日的降临，部分是由于偶然的地方自发因素，因此也可以说是在同盟会意料之外的事件。学生和士兵已经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研究会，以便今后更好地策划起义。1911 年10 月9 日，他们的密谋照旧被发现；驻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士兵为了自救，于10 月ro 日发动了起义。这一天以后被定为“双十节”，每年都受到庆祝。尽管起义的3 （兀旧名士兵只古驻军总数的一小部分，满清派来的巡抚逃到了城外，清军指挥也弃城而走，武昌遂落人了起义军手中。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由于起义发生后没有革命党领导人在场，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领导人。这次反满起义得到当地人民的自发支持。几周之内其他20 余省发布反满独立声明，这些中心城市通常是由同盟会、新军和省级咨政会支持的。到了11 月初，所有华南和华中甚至西北的省份都宣布了独立。这些新独立的省份通常都由易帜的清军军官担任军事领导人，和各省咨政会中宪政运动的领导人共同掌握地方权力。只有6 个地区发生了战斗。此时清廷召回了袁世凯，因为最精锐的军队听命于他。袁世凯同意出山，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由他任新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兼军队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各个已背叛清廷的省份和同盟会革命者们联合起来，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在丹佛出版的一家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继续前往英国寻求贷款支持，并希望得到英国一臂之助，防止日本为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