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事变”后，中国以抵制日货形式开展的非军事抗日运动一度相当有效，抵制活动遍布全国及全海外华人地区，人们拒买日货甚至不与日本银行与商务机构打交道。抵制活动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协助，学生、商人均踊跃参加。活动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采取了地下形式，必要时亦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并通过公众集会、宣传、监督、罚款及严惩汉奸商人的方式推广各项活动和宗旨。日本对华出口额减少了50 ％。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全国各界强烈抗议，但南京政府低估了非军事力量和准军事力量（抗日游击队）的抗日能力。国民政府的武器专家们深知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不可能阻止日军的坦克和飞机的。这当然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但它忽视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了的情况：当群众性抵抗力量被动员起来支持常规军事力量或与军事力量合作时往往产生极大的影响。蒋介石有标准军人的战略眼光，他先集中力量建设他的德式陆军而不急于投人战斗。1931 年后的六年间，他凭其手腕与毅力和日本人斡旋、谈判、逐步撤军，动用一切手段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除了训练新军，蒋介石在动员群众、发动全国抗战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由于他反对共产党发动农民对地主进行斗争的阶级战争方式，蒋介石让新军遵照“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在1931 年到1934 年间连续五次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了“围剿”。南京政府不抗日反打中国人的政策激怒了非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一时间，南京政府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巨大压力。
1934 年和1935 年间，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到1936 年，共产党在西j 匕又拥有了一块根据地。1935 年8 月，中共和共产国际共同提出为抗日救国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策略目的是转移日本对苏联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力。1936 年罗马一柏林轴心国协议和德一意一日反共产国际协议的签定进一步增大了侵略战争的危险。12 月，蒋介石在西安被不愿与中共作战而要求抗日的东北军逮捕。这时，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出面调解，终于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中日战争
1937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以北平“七七事变”为始，紧接着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中国正式卷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比欧洲战争还要漫长。在1941 年12 月8 日前的四年里，自由中国孤军奋战，而美国迟至1941 年年中还在向日本出售重要军需物资如燃油和钢铁。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直到那时仍一如既往地顽强抗战，同时也仍然未能摆脱南京时期的政策局限。国民政府本以对外贸易为立国根本，但战事的发展迫使它迁往内地，日渐与外界隔绝。这时它才开始领教内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正确地估计到，日本的疯狂侵略早晚会使其他国家卷人战争，中国会得到它们的援助，战争会成为双方耐力的竞赛。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有力地遏制了日军的前进，但它本身也遭到重创。1937 年底，中国军队受到日军侧翼包抄后被迫放弃阵地西撤，“用空间换取时间”，采用“焦土战术”把许多不能迁往内地的工业设备彻底毁坏。1938 年国民政府在汉口稍事喘息后，继续沿长江西迁，把四川雾瘴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整座整座的工厂、武器库和一些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机构随政府迁渝。他们远离了敌人的坦克，但是无法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
日古区很快被两家傀儡政权瓜分。它们各自发行了货币。进攻华北的日军得利于密布的铁路网，迅速占领了城市，不久也击败了大多数抵抗力量。但在铁路网内人口众多的平原地区，日军势力难以进入，抗日游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华北方面军抢在华中友军之前在北平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成立了临时政府并起用军阀时代亲日派遗老做政府首脑。他们提倡封建礼教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利用大众传媒和学校教育宣传反对西方和反共的思想。在华中，「1 本于1938 年3 月在南京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同年10 月，日军攻陷汉口和广州后宣布他要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欲以对华宗主权取代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使一度留日、此时政坛失意的汪精卫背弃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单独与日木礴和，投靠了日本人。1940 年3 月30 日，经过反复的谈判，汪精卫就任重组后的国民政府首脑。该政权设在南京，打着国民党正统派的旗号，由一批和汪精卫一起变节的反蒋国民党人士组成了一个借尸还魂的所谓“国民政府”。北京和南京这两个傀儡政府和满洲国一样须靠日军刺刀维持统治，他们的伪装面目根本骗不了任何人。但是，一如稍后欧洲的情况，侵略者的军事优势使城市起义无异于白杀，杜绝通敌行为事实仁也往往难以做到。一些人和敌人合作有时也能缓和一下侵略者的残酷行为，不能说客观上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日本在30 年代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招集到一批汉奸来统治中国的广大地区，也说明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群众性抗口的能力。
由于日军势力在大西南鞭长莫及，国民政府在相对落后的内地幸存下来。这使它卷人了与共产党的竞争。从1937 年年中开始，国共合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两党竞争表面化。国民党很快就发现，共产党在战时社会剧变中会得到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国民党开始在其控制区内压制这种势头，派去封锁西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军队后达20 余万人。两党统一战线只是一面贴上“统一”标签的墙纸，墙背后掩盖不住的事实是两个拥有武装的集权政党互相争夺最高权力。
在避免农村社会变革的同时，国民党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其政治权力。1938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参议会以敷衍公众对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其成员基本上是各界的头面人物，但这个机构只有建议权，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给它答复。1939 年到1947 年间，蒋介石领导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建成了一套和国民党平行的金字塔式组织。但随着团员年龄的老化，它逐渐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而这个团体又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最终只能被国民党回收。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把全国各类法官、军官、教授和政府官员集中起来向他们灌输党义。经过两到三周的讲座、柔软体操等活动之后，这些人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国民党党纲，并由最高领导人接见，聆听训话。地方政府于1939 年实行“新县制”。以振兴县级经济和福利，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只是恢复了古老的保甲监视制度，这对于维持地方秩序多少有些用处。政府宣传说保长由村级选举确定，因此有“自治”性质，但实际上并无记录证明当时内地农村举行过选举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都和重庆政府的抗战作风一样暴露了指导思想的贫乏。最典型者，国民党领导人此时仍热衷于争夺权力。军事委员会日渐行使文职政府的职能，控制的军队人数一度达到5 朋万。而如此庞大的政府和军队却围绕着蒋介石于1943 年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 一书阐述的贫乏思想运转。该书首要观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外国侵略使中国蒙受耻辱、不平等条约罪恶滔天。由于西方国家侵害中国，中国才在现代化道路上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蒋介石在书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恢复古代儒家道德伦理，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国家。同时他还要求大规模发展工业、建设国防，并把农民组织起来，闲时务农，战时当兵。
政府公务员同样生计艰难。这些“下江人”一旦随机关迁到住房拥挤、物资奇缺的战时四川，马上就遇到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飞扬的物价摧毁了政府工薪的购买力，公务员的生计等于在慢性自杀。尽管国民政府控制着出产大量粮食、食物能够自给的农业地区，但它未能用征收地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人。相反，它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政策基本没有触动关系民生的农村经济，但却把为政府工作的城市工薪阶层日益推进了通货膨胀的绞肉机，而他们是当时中国惟一的现代化因素。白领人士的情形也不见好。原先用于买书、购衣和添置家具的积蓄都花在了食品上，而营养不良则导致了皮肤病、胃病和肺炎。贫困使许多人不得不靠贪污活命偷生。少数发了国难财的人则宁可囤积居奇或换成黄金，也不愿将逃税得来的利润用做投资。当时的中国各个阶层整日为生计忙碌，日渐消沉，最终只是抱怨政府。而在这时的大学里，国民党力图控制高教系统使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使得学界即便潜心学术的一部分人也开始对国民党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美国的对华援助
在最初几年里，国民政府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远远多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它的支持。苏联甚至派了一支志愿空军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但1939 年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苏联的援助逐渐消失了。从一开始，中国抗战就获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但得到的帮助却很少。除了从海防到昆明的印支铁路和穿越高山峡谷连接缅甸铁路东端和昆明的中缅公路之外，中国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了。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为重庆政府送上一位积极的盟友。美国政府通过军事援助首次在中国国内事物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美国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参与中国社会生活，而中美战时联盟把这种参与热情推到了极点。1943 年1 月中国修改了和英美签定的一系列条约，宣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正式终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时双方的合作努力在中国造成了美国势力前所未有的膨胀。在空军和军事基地、培训学校、军需和运输系统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