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千倍数翻番，不出一两年，就是一个养鸡大王，再过三五年，就是一个百万富翁。那位丈夫越算越得意忘形，到后来竟然说出了要娶几房小老婆之类的话，惹得妻子醋劲大发，夺过那个鸡蛋摔个粉碎，一个鸡蛋的家当没有了，百万富翁的美梦也就因此完结了。
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表现出的是无聊的酸腐，但我们一些干部对“小康村”的几种算法，表现出的则是狡黠和投机。他们“撒豆成兵，以一当十”的直接动因，就是“数字出干部”的心理逻辑。假数字表现假政绩，假政绩为了晋官级，下级哄上级，一级骗一级，浮夸造假就成了时下官场里某些人心照不宣的数字游戏。那些规矩谨严的“报表”，那些煞有介事的“考核”，那些吹吹打打的“达标”，那些堂堂皇皇的“验收”，其中有多少干货，有多少水分，有多少是“一竿插”，有多少是“顺竿爬”，当事者未必不清楚，当局者也未必真糊涂。只不过各有所需，各适其欲罢了。
图虚名必然把实祸，要嘴皮就得饿肚皮。农民们算帐，最关心的是能得多少实惠，而不是会变多少数字。囤子又鼓涨了几圈？房子又新添了几间？折子又增加了几位？这些数字应该是亲眼看到的实在物，而不是叫人眼花缭乱的算盘珠。一个鸡蛋的家当，毕竟圆不了发财梦。气球鼓胀得快、也破灭得快。“提升数字”和“提升官职”或许有因果关系，但同“提高生活”就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建议官场里那些“快速运算”专家们都来读读邓拓这篇杂文，或许会头脑清醒一些吧！
民间批评
钟晓勇（厦门）
有一故事，名曰“头疼与偏头疼”，讲的是某单位的一把手特别骄宠纵容某个女下属，群众于是管这位女士叫做“头疼”，即头头疼爱的简称是也。过些日子，二把手也开始骄宠纵容一位女下属，再叫头疼，会混淆视听，群众想了想，那就叫做“偏头疼”吧。
两个绰号加起来五个字，批评的效果却比写五万字的文章还棒，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范例。
还有段嘲讽贪官的顺口溜这样说道：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前两个好理解，后面的是批评他们养小蜜、包情人之类的风流腐败的，绕了好几个弯。想通了你会忍俊不禁，当然，实在想不通就不要勉强。
真是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分寸、火候拿捏得如此之准，任哪个刀笔吏来，也得甘拜下风。
按福柯的理论，话语是种稀缺资源，说话是种权利。普通老百姓，无报纸叮登，无电视可上，属于话语权利极小的那部分。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绝不会放弃批评，这种批评以口耳相传达，每人一耳，每出一口，必加上一分智慧，再锻打，再淬火，愈加精妙，越发动人，终于比那些虚晃一枪的官样批评都走得更远、活得更久。
一些握笔杆的在那儿搔首弄姿，扭扭捏捏，写连篇累膜的八股废话，沉默的倒是一语中的，穿透了层层幻像。为了听这些有价值的民间批评，遥远的周朝，政府就雇用鳏寡孤独，手摇木锋，搜集民声。现在有人一听到真话就跳高，其境界不如几千年前的人，这种人套句文言是尸位素餐，说句大白话就是：混蛋！
腐败歌
＇流传于安徽霍印县＇
腰别BP机，手拿大哥大
白天打麻将 夜晚姘妇家
住的高星级 吃的大王八
烟抽大中华 喝的人头马
坐着桑塔纳 天天不落家
开会—收费
＇广西 李诚搜集＇
下到基层来开会
开到后来成酒会
人民不醉公仆醉
醉了才好乱收费
党纪国法天天背
水平越高越开胃
喝穷百姓无所谓
明天又赴蟠桃会
妙在立场
潘向黎（上海）
在一个笔会上，几个文友互相攻击，说对方如何可恶，实属坏人。说不过人家的，就声辩说：“我们是一个协会（指作家协会）的，我要是坏人，那你也好不了。”于是大家一起落水都成了坏人。后来为了调停笔会期间“坏人”们的纠纷，干脆成立了一个协会，还选举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职。一大伙人就这样B甘堕落地做起了“坏人”，而且规定所作所为包括说话，要奉行“坏人”的准则。
于是，替年长者提行李就成了“企图混进人民内部”，关心生病的人就是“鳄鱼的眼泪”，用白开水哄别人喝酒是“计谋过人”，公开使坏害人则是“有勇无谋”。后来上庐山，山下还挺热，山上却云雾缭绕、寒意袭人。有远见带了衣服的纷纷加衣，没有带衣服的就把车上的毯子技在身上。“坏人协会”的会长披了一条毯子，站在山顶四处眺望，正在努力模仿大将风度，忽见一位小姐衣裙单薄，一时忘了自己的身分，就把毯子给了她。众“坏人”纷纷声讨。有的说会长搞特殊化，有的说会长这样容易动恻隐之心显然不适合高踞坏人协会要职。正在吵闹不休，会长慢悠悠地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坏人也会犯错误嘛！”此语一出，众人顿时叹服，不愧是会长，看问题多深入，立场多坚定。
“坏人协会”随着旅行的结束风流云散了。可是过年的时候，我收到一张贺年卡，是“会长”寄来的。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句话：“坏人就是坏人，伪装应当剥去。”不知道是说谁，大概是他的座右铭吧。我该回他一句什么？大概只能是：“一个人做一阵子坏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人。”但这不是我的创意，不敢掠美。陈村几年前在《开导王朔》一文中说：一个人要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那篇文章很有趣，俨然长辈自居又置身事外，也是妙在一个立场。
什么是友谊
晓严（成都）
听说这几天成都一家日资商场正与当地一家电视台合作，在这座城市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中举办一个征文活动，名曰“我心中美丽的日本国”。据说此活动的目的十分高尚，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伟大的友谊。
这则消息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开始我不信，他叫我回去自己看电视。我没敢去看电视，只是害怕那些半拉子小伙子、大姑娘站在台上，眼中噙着泪，用颤抖的声音歌颂着巍峨的富士山，灿烂的樱花，可能还有高高飘扬的太阳旗。呸，我无法想象下去了！电视台也太做得出了。
咱们这种为中日友谊添砖加瓦的行为好像并非一个巴掌在拍。早些年就听说过一些轶事：日本老师指着黑板上画的苹果说：“最好吃的苹果在支那（人家就这么称中国的），你们想吃长大就到支那去。”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日之间是否都充满了友谊，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再琢磨琢磨。看一看有些老的日本战争影片，你会看到衣衫褴褛的日本渔民是怎样为他们的帝国海军喝彩；几岁的小孩子怎样由大人带着挤在欢送皇军到中国去的人海中声嘶力竭地叫喊，这些场面好像总在我们脸上扇耳光。
我们应该把友谊的呼喊与现实对应起来，我们的宣传不该仅仅颂扬友谊，也要以同样的热情来告诉国民：国家利益是现实的、赤裸的。从日本军国主义死不认帐的嘴脸中，从钓鱼岛上的灯塔和太阳旗中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日本的屠刀不是它放下的而是别人夺下的，别指望他立地成佛。
日本人很精的，在赚了人家的钱后还要人家的小孩高歌“美丽的日本国”。这种做法很毒。尽管可以把这仅仅理解成一个商业活动，但透露出的心态却教人不敢恭维。我不敢说日本商人正在勾结我们的电视台毒害我们的青少年，只是担心这些少年在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中日友谊之后，他们眼中的历史与现实会成一个什么样子。
“美丽的日本国”也不比中国美到哪里，犯不着去憧憬与歌唱。再说，让中国孩子去歌唱日本，总让人有点恶心，可以休矣！
可笑的实在
蒋少虞（内蒙古乌海）
国人还是很“实事求是”的。报载，河南省温县有关部门对招贤乡古城村进行财务审计时，发现村干部们雇三陪小姐的花费竟也明明白白地入账了。
报道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村的干部实在得可笑，他们入账时难道就不懂得变通一下吗？就不知道将这笔费用变通为其它开销吗？这样直直白白地入账，也真是够呆的。
想来与我有同感的读者不会占少数，因为这种变通的技巧早已不是什么大机密计。放眼看去，那些动用公款游山玩水的人们，有几个肯说自己是在旅游呢？“旅游”这个词，是只可用在普通百姓身上的，换作官人，就该叫“考察”了。拉虎皮杜大旗，是为官的常识，实在是不值得我在这里费口舌的。
我要说的是三陪小姐由谁养活的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三陪小姐的收入有一半、甚至是一多半，是从社会集团性消费中获得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一些单位，在用公款养活着三陪小姐。当然，一切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一则在三陪小姐中广为流传的民谣中得以证实：把科级干部的家庭拆散；把县级干部的思想搞乱；年底拿走县财政的一半。民以谣为镜，社会丑态，心照不宣，不问自明。
因此，三陪究竟陪了谁，已不成为一个问题。它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已，和真相就隔着一层窗户纸。也只有古城村的干部会傻呆呆地来捅破这层纸。
金钱尺度
乐水（大连）
有位文友转述某作家的话说：“这是个以金钱衡量一切的时代。”言下之意，时下任何东西都可以金钱去量化甚至购买。
某市今年适值建市百年，作为献礼工程之一的某城市雕塑，设计方案是将1000人的脚印地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