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业那会儿，和一群摆地摊的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曾在国营单位里上过班喝过茶，不懂什么劳保待遇、国家福利、公费医疗、实报实销，不识长城卡、大众通，无缘桑拿屋、洗脚城。他们以几十元的本钱，几毛钱的利润，上万元的热情，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做着卑微的营生。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他们不是主角，更不是配角，他们只是一类没有称谓的群众演员。
深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他们就三三两两地哈着白气来到了简陋的市场上。裤头、｜｜乳罩、刮胡刀、洗发剂、明星画、工艺品、包子、煎饼、浆面条、麻花、烧饼、豆腐串，都成了他们手中的道具。“过道路过，不要错过！”他们响亮地叫卖。“走一走，转一转，心里打着肉算盘，全棉秋衣十块钱，你看划算不划算！”他们故意换着腔调，吸引行人驻足观望。“七块八块不算贵，用不着再开研讨会！”他们诗意地吟唱着。遇到和他们穿著一样的民工，他们不乏诙谐与幽默：“给嫂子买个包吧，老板！少进歌舞厅，少进洗头城，花小钱给嫂子捎个惊喜，夫妻之间还增加感情！”在与顾客的买卖交易中，他们淋漓尽致地挥洒着和气与可亲、狡黠与自嘲，有时还能就嘴讽刺一把社会不良：“风吹日头晒，咱不像官倒来钱块，不能再便宜了！”他们能把自己卖的烤红薯说得煞有介事，令人忍俊不禁：“冷天热红薯，时令大补！当年亚运会的指定红薯！”他们自乐自娱惟独没有自卑自怜自叹过。
因为市场不太正规，有人出面收钱却不开票，他们只好忍了。遇到大检查，收钱的通知回避，他们只好回避。夜幕降临，他们在闪烁的汽灯下收拾剩货，吆喝了一天的嘴累了，默默地数着手里的钱。被问及赚钱多少时，他们总是拍着手里厚厚的钱，乐呵呵地说：“老婆子又有饭吃了！简而言之，两个字，‘凑合’—”
几年后的今天，我成了一个上班族，遇尔路过那个日渐有了规模的市场，依然还能听到他们精彩的叫卖：“对面的女孩呀看过来，看过来呀看过来，这边的皮包大甩卖！”“买一盒‘还珠格格’，送你一瓶‘常回家看看’！想知道啥叫‘常回家看看’你就往前站！”
当年曾经为我看摊、帮我叫卖的老友们黄伯、小四川、安徽小两口、老马、老三、杨黑脸等正满面尘灰地坐守着自己的摊位，或端一壶茶叶水高声叫卖，或争论著欧元感慨着楼价，或侃着联合国聊着克林顿，生活的情趣依然如故。见到逛市场的我，他们热情地打招呼：“大学生。在哪儿高就呢？”我笑笑：“高不成，低不就！简而言之，两个字，‘凑合’—”
什么都敢吃
闵良臣（郑州）
前不久才从《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河北省扶贫办知法犯法，挪借下面抗旱救灾款盖宿舍楼，现在又从11月27日晚《焦点访谈》节目中看到湖南湘西花垣县委县政府借招待所扶贫慰问团和探望扶贫对口单位为名挥霍、私吞扶贫款的现象。这样的事情看得多了，真叫观众不知说什么好。
我明白，政治体制不改革，说什么都困难重生。因而那些诸如要加强对官员干部进行教育啦，以及要对腐败之风加大再加大打击力度啦等等的话，我都不想再啰嗦，只想说，在财政如此艰难的情形下，在一个个山寨百姓如此艰难生活的现实面前，我们的一些公仆尚且如些，那么，倘若当地的财政不困难，又会是个什么样呢？
这当然只能推测，但若合理，也不妨来推测一下。为了接待9个人的扶贫慰；句团，花垣县政府动用6万元扶贫款，而就那么三四个晚上，这慰问团加上几个陪客，光水果就吃掉了500多块钱。据说当地盛产水果，只是不知是人家扶贫慰问团不愿意吃这“土产”，还是当地领导为了“表示心意”，总之所吃水果都是进口的。山寨百姓生存温饱尚存问题，当地财政又如此困难，吃水果都是吃进口的，那财政要是不困难，想吃水果，岂不要用飞机一时三刻从国外现运进来？在中国，只要一沾上检查团、慰；司团的边，多要高规格接待，即便是像这原本应刻十分俭朴的扶贫慰；同团也不例外。而这所谓“高规格”，也就是尽一切力量，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也要让检查团、慰问团吃好、喝好、玩好。谁叫人家是检查团慰问团呢？
一个扶贫慰问团来，有限而又紧缺的扶贫款用去了6万元，然后因这贫困县的县委要去探望扶贫对口单位，又拿了5万元扶贫款。我真有些不明白，慰问团来，要花钱，可去人家那里做客怎么也要花钱，并且一花就是几万呢？后来知道，拿5万元“探望”只是一个借口，这钱到底去了哪里，大约也是正在“调查”之中。《焦点访谈》这天晚上的题目就是《“黑洞”吞掉扶贫款》，我们从节目中看到，记者坚持要查胀的结果，是那5万元竟被什么人提走了。
节目一开头就说，这还是被追踪的两笔扶贫款的去向。可以想象，这些年湘西花垣县乃至更多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动用了不该动用的扶贫款，恐怕永远都只是一个未知数。
选择
唐国建（长春）
大四快要过一学期了，我的学费却还没交。开学时向学校提交的“缓交学费申请书”的期限已到，家里却一直没有来信。在写过两封信回家之后，我现在不敢再写信回家催父亲。我知道，只要我再一催，父亲肯定会想法子给我寄钱来。但一想到“想法子”这个字眼，我就有点心寒。
去年寒假，我千里迢迢赶回家与亲人团聚。在学校时，父亲的信中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收成还行，不用担；已没钱。但是，回家一看那裂缝有半寸深的稻田和那荒凉的黄土地，我就知道收成如何了。更糟的是，回家第二天就看到我家一年所交的税费收据竟有一大摞。名目繁多奇异：“人头税”每人20元；鱼、水果、辣椒等特产税共90元；大队集资款每人10元；校建集资款每人20元，加起来竟有1000多元！而父亲告诉我，我家一年的实际收入，包括谷子，也不过3000元左右。鱼、水果等特产在近两年的大旱下根本就没有收获，自己吃都不够。当我不解地问父亲“既然没有收获，干吗还要交这么多的特产税”时，父亲只是苦笑了一下，就忙他的事去了。
很快，我就明白了父亲的苦笑。邻村有三户户主因不交“特产税”而被抓进班房，直到交清款才被放回家。所以，一想到催父亲要钱，我就心寒。虽然我知道，我那老实而又有30多年党龄的父亲是不会去抗议的。他的“法子”也不过是再三地求人借钱而已。但是，我还是决定再写一份“缓交学费申请书”，并写下了这样一条理由：“由于今年家中收成欠佳，要交税费颇多。如果我不交学费，我可能还能在学校里读书；如果我父亲不交税费，他们也许会进班房。因此，我只能选择前者。”
强盗政策
龚明海（武汉）
为了扶持财税大户四平卷烟厂，吉林省四平市政府以强行摊派“吉烟”的“超常规的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出台政策，一把手主抓；任务分解，责任到人；从县到镇到村层层摊派：有工资的扣工资，没工资的扣奖金，农民卖了粮食也得买烟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强盗政策”。
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上。四平市的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却把群众既得的微薄收入，收归一个企业所有。这与强盗抢钱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靠攫取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一招也够老土的了。不过，强盗政策的制定者与普通强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善于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使抢劫行为合理合法化。
但有一点我实在想不通，既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何不把当地老百姓的钱直接扣了上缴，或者直接把大户的家产充公得了，何必要缴到烟厂，转一道手，多一道损耗呢？强盗抢劫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瓢一粟或一口一家之利，而强盗政策则豢养了一大帮官僚和“官企”，这是一个无底洞，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在这一点上，强盗政策倒比强盗抢劫更使百姓寒心。
大家都知道烟草广告要经过严格限制和审查，而在四平市大街小巷充斥着“吉烟”广告，这里难道成了法律的真空了？中央早已三令五申政企分开，而该市代市长则牵头搞销售，难道这个企业是四平市政府办的？政企不不分，中央的经在四平市被念到哪个庙里去了呢？四平市“超常规的措施”实质又是什么呢？这种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作为自己“政绩”的公仆执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高招
瓜田（北京）
四平市想卖烟，代市长你就该事先造些舆论，编点儿“提神的法宝”、“灵感的温床”、“公关的利器”、“交友的桥梁”什么的，再制造一些“抽烟治好了慢性气管炎和哮喘病”的病例，不愁没人上钩。当然，钓鱼嘛，喂一点儿饵料还是必要的，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你还得在各个商店、街头巷尾、学生教室，免费提供一些烟卷，以备初学者练习之用。全市大人小孩都抽上了烟卷，呼吸道的传染病自然就急剧地增加了。你再办几个大药厂，也就配套“一条龙”了。现在，该做的准备工作都没做，就到处硬塞烟卷，就像交女朋友，刚见面，没等开口说话，就“急索登床”，这还不酿成命案吗？
设身处地地替代市长着想，你失策的原因恐怕还是选项不准。烟草业虽说利大，口碑却不好。这种有毒的东西，危害很大，多数人都很反感。电视台都不能做广告。酒就不一样了，电视台可以大做特做广告，你高兴作“标王”，也可以学学“秦池”，甩出几个亿，露露脸，响动也大，要不，你就搞方便面、八宝粥。这些玩意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