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豪赌，挥金如土，一天就输掉3600万港币且面不改色。如此树大招风，自然惹人注目，所以人还未到沈阳，便在北京被中纪委下令拘捕，成为中央领导所批示的“数额巨大，十恶不赦”，的轰动大案。再以巨贪吕德昌来说，他案情的东窗事发，是检察机关在查办另一起贪污案时，无意中给连带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偶然性，这300万的巨贪到今天恐怕还仍是一副可怜兮兮的“穷相”呢！
照此看来，老抠的贪官如吕德昌之流，由于善于伪装，障人耳目，所以其迷惑性更大，隐秘性更强，甚至会让人误将贪官当清官，反给我们的反腐倡廉平添了几分艰巨性和复杂性。所以，当我们将注意力对准那些纸醉金迷，偎红依翠的贪官时，对另外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所谓清官，也要多留个心眼，这里面是不是隐藏有那种“花不花光贪着”式的人物，亦未可知！
其实，对付不同类型的贪官，并不需要搞几套办法。我们应当有一种制度严密防范各色各样的贪污腐败行为，使不论什么人都不能轻易得逞。
时令
吴非
现在兴“反季节”，尤其是冬行夏令，数九寒天中小姐们坚持穿裙子，满街汉子则裹紧棉衣；棉衣还不敢脱，竟又看到西瓜上市了；菜市场上，冬天终于能吃上冬瓜，反季节菜也成时尚。
“反季节”的事处处有，如：这壁厢两个教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那壁厢一个老板在吟诗；芝麻官领了令箭死守在岗位上，党委书记挖空心思要让自己的老婆儿女成为资产阶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穿着便装视察各地，街头小贩穿着西装炸油条、烤山芋；小学生每天动脑筋10小时以上；干部说没有时间读书；校长忙着搞钱，教师启发学生送礼，小学生在为希望工程募捐；杂志编辑卖版面，学者全说“出书难”，富婆自传有人抢；记者不用采访自有新闻送上门，新闻发布会不发新闻发“信封”；官僚上班进舞厅桑拿保龄球馆，小学生作业做不完，并且逐渐懂得“学而优则仕”的真正含义
又有一种悖反：当年名流匿声迹，小姐哥们纷纷“往事与随想”
演艺界、新闻界的小姐哥们的回忆录在赚到一大把之后，据说压库码洋已经超过一亿元。我不敢幸灾乐祸，只心疼纸：糟蹋了那么多的纸，可惜啊！那些小造纸厂与环保部门周旋斗法，污染了多少江河！如果用这些纸印点儿能看的东西，倒又是罢了，只怕又要化为纸浆。有家书友会，把水均益先生的《前沿故事》做添头白送给人家（只要你交纳入会费就选送你一册），我觉得这是对水先生的不恭。但是想到当年老人家的书也常常是免费送来送去的，也就罢了。
书上也总有悖反的东西。如赵忠祥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是领袖给了他做人的尊严——认为尊严可以由另一个人发给，赵先生要这么说，我应当尊重他的人个认识。按他那么说，如果不给谁或者忘了给谁，就一定有吃嗟来之食的文士，居人篱下的没有羞耻之心的清客词臣，就可以让苏轼去放牛，让李白去卖大碗茶——当然，也可以聘李逵去当播音员，孙二娘去做节目主持人，是吗？
余秋雨先生“霜冷长河”后则发表高论，认为批评他的文章总是与盗版现象绞在一起，即：谁批评余先生的书，谁就有可能是受盗版者的指使或是拿了人家的脏钱的，抑或本身就是盗版者——这种悻反使原来想对余先生大作作一点点评论的人，听了这番罗织论立时丧胆。所以我这里再不敢月旦书的优劣。只是在我看来，余先生的周游天下，山中读书都不算苦，几乎全是免费招待；且不论今世的失业下岗，即使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在千百万人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之时，余先生也没受任何罪，他所描绘的自己的生活，我几乎想称之为“文革甜旅”。请想，能在蒋经国故居的书房里潜心读小蒋的藏书，三餐有人送饭，这是何等的福气？天哪，怎么没把我罚到那儿去读书？但是面对余先生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任何针对他的议论都有可能让你品尝真正的“苦旅”。
我又觉得余先生真会寒碜人。就在人们饥饿找不到“面包”的时候，就在我们不得不用一本《金光大道》的封皮包着《普希金诗选》偷偷地读的时候，就在诗人不得不以拉大锯糊口的时候，就在学者养猪放牛以改造的时候，余先生山中读书，不愁吃穿，居有其屋。“文革”真要是有那样的仙气，便是我们也早该投降“文革”了。
反过去的东西很难再正过来看，可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令啊。
一条命两条烟
黄宗杰（江苏沛县）
我去进修的那家医院是“三甲”。脑外科主任是个面目和善的小老头儿，讲话音低声细，带些女人气。他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伤员众多时的急救原则。他说大声呻吟、表情痛苦不堪的可以暂不理会，要先抢救那些不能动不能哼的，连哼的气力都没有，说明伤势危殆了。
那天晚上主任值班，先从急诊室送来个姑娘，车祸受伤的，不能动不能哼，一直昏迷着。主任很快决定进手术室给姑娘做手术。就在换衣服的时候，又送来了个小伙子，是个盖楼房的民工，干活的时候上面掉块砖砸头上了。小伙子痛苦的喊叫隔两层楼都听得见。送小伙子来的是包工头，很活络，找到主任的办公室，从衣服底下抽出两条烟塞给主任。烟是红塔山。当着这么多人，主任一边直摆手一边尴尬地笑。我以为他会拒绝，却见他用手指了指值班医生。那医生面无表情地接了，打开一个柜子，放进去。那柜子里的烟快放满了。
主任安排那先来的姑娘去照CT，带那小伙子上了手术台。下了台子，包工头又安排吃宵夜。
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见小伙子很安静地躺在床上，太平间的两个老头正往外抬那姑娘的尸体。
警惕“大巴掌”
刘友德
“一把手”这个词，使用频率极高，我却想不出它的出处。我只知道，门或抽屉上装的拉手叫“把手”，板车有两个供拉或扶的“把手”，李玉和夸女儿铁梅能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西洋乐队有“第一小提琴手”，绿林好汉排座次有“第一把交椅”，就是不知道“一把手”取喻何事何物。以上全是闲话。反正大家都明白，“一把手”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第一号领导人。
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一把手”成了独臂擎天的巨人，或者是一掌遮天的超级大佬。后者可仿粤语“大耳窿”称之为“大巴掌”。一些心术不正、权迷心窍的干部急欲成为一把手、大巴掌。所以，副职雇凶谋害正职已不再是新闻。“一把手”为何有那么大吸引力，使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只因为在“一把手”成为“大巴掌”的地方，其位其人可以从心所欲不惧矩，独断专行，结党营私，财源广进。
如何管好“一把手”，防止他们变成“大巴掌”，已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紧迫课题。对于这一点，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为我们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一掌遮天的表现，不仅是“什么人都敢用”。一个包工头行了贿摇身一变就成了市建委主任；一个初中文化的农民硬是被他封作中美合资大公司的董事长（此人使公司负债7。2亿而倒闭，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一掌遮天，竟由他的情妇与走私犯们拟定人事安排计划，交党组会照计行事。湛江此次涉案的罪犯还有边防、商检、港务等部门一串“一把手”。没有这么多“一把手”互相配合并诱逼下属干部与他们“保持一致”，怎么可能导致国门洞开？新华社6月7日所发此案通稿《权钱交易法不容》及次日所发海关总署汲取此案教训的报道，都郑重提出了如何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的问题。有权威的材料表明，当今震动全国的腐败大案，绝大多数系一把手所为。这种普遍性、规律性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其中必有某些制度性的阔失在起腐蚀、陷落之类坏作用。
我们天天在讲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什么“一把手”专权的老毛病不仅没有革除没有收敛，反而在发展在蔓延呈“扩大化”之势，以致“一把手”卖官鬻爵之类极端丑恶案件一例接一例？
“大巴掌”专权无非集权、越权、揽权、擅权。在党内，某些领导干部成了特殊党员，谁敢平起平坐对他们提意见？在党委会上，某些一把手成了特殊委员，惯于一锤定音，一票顶一百票，俨然“龙头大哥”。党内民主都谈不上，逞论其他民主制度的约束作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讲了许多年，某些一把手却管得越来越宽，连项目开发、工程发包这类本应由专家论证、评审的经济事务，也要撇开大伙“亲自抓”、“定盘子”。这样一些“大巴掌”借口的是加强党的领导，但加强党的领导，肯定不是加强党委（党组卜把手个人的“领导”，肯定不应违背依法治国的原则，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与法律之上。
在“大巴掌”当道的地方，必然搞顺昌逆亡，必然吏治腐败，鼠辈得志。用什么制约他们，降服他们？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和制度。如果说一把手可以在会议规则、办事程序等方面玩同级组织各部门于股掌，却不可能“摆平”所有的群众；如果说群众不一定能认同出类拔萃的新人和勇于开拓前进的改革者，但他们一定会抵制那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事实上，“大巴掌”们能够卖官鬻爵，就是因为那里选拔干部没有真正实行群众公认的原则，所谓民主推荐、民主评议不过是哄人的把戏，事实上，陈同庆、曹秀康及王新康（最近判刑的独揽干部任免大权广收贿赂的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们的败露，正是群众纷纷向上边举报的